读书是要讲究机缘的。这是我2006年开始读村上春树时最大的体会。对别人也许很简单的事情，对我却一定要头撞南墙，鲜血直流才会有切身感受。当时看挪威的森林，就听到自己对自己说，这是一本一年前我根本不会去看也看不懂的书。可就是这本书挽救了一颗往“轴”里发展的心。最近看到王佩发他1995年未竟的读书帖，文末说人过四十，随性读书，看来我随性的时间还算早的。 这三本书就是我过年前后阅读的书。两年前，稻盛和夫出山执掌日航，忙不过来的李翔问我能不能在观察家版写个稻盛和夫回顾稿，于是我突击了一个星期的稻盛和夫著作，写了《稻盛起航》，回头看这篇文章，我写得煞有介事。那会儿我对稻盛和夫知道的只是皮毛，大学学的日语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为了写出稻盛的人生阅历，我只能用文字去推动稻盛的经历。 我是一个书名势利眼，如果书名像《活法》这样不对我胃口，我必定错过好书。以前我还会心慌，如今我已经相信了人和书也讲究缘分。偶然的机会从首图借出来《活法》（因为这本书和《粘住》（Made to Stick）摆得很近），于是又到了那个缘分的时刻。这次稻盛和夫打动我的不在是“敬天爱人”，而是“信”，你要信你想做要做的事情可以做到。这对很多人来说很普通，而对当下的我来说很重要。 寻路中国是何伟（Peter Hessler）的第三部中国书，新闻别动队的面面同学曾经专文介绍过这本书。我是在回家乡的火车上开始看这本书，阅读的过程就是一个个片段式的。我最喜欢在中国的外媒记者的一点是，他们的条线并不那么清晰，很多人都根据个人兴趣去寻找新闻。而在中国报社做记者，跨线就好像是踩雷区一般。过去几年从纽约客、国家地理上看何伟文章，如今通过一本书又串起他的故事，少了距离感，也少了仰望的感觉。我身边的朋友都喜欢何伟第一本书《江城》，而我还是最喜欢第二本《甲骨》，那种结构叙事让我大开眼界。尽管我也新闻科班出身，但阅读文学这种事，大学之后就彻彻底底变成了自学。 第三本是赵毅衡的著作《对岸的诱惑》。这是老家的存书，甚至塑料封皮还没剥掉，又是一本机缘巧合的书。我继续说新闻人的文学自修之路，无论是高中历史还是现代文学史，书上会写新月派怎样、学衡派怎样，鸳鸯蝴蝶又怎样，考试导向只为结果，结果读后就忘记了。一个学期下来，综述读了不少，而具体著作却半本没读。这是多荒唐的事情啊。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做得就是抽人烟屁股的事情。我不定期的在别动队分享我的阅读经历，是想，也许有一天，一个渴望读书的人通过搜索找到了新闻别动队，他可以顺着我的阅读，节省时间，而时间对每一个年轻人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对岸的诱惑》就是本能激发读书的索引，比如英国的瓦文萨和弗吉尼亚·伍尔芙姐妹以及身后的布鲁姆茨伯里圈（Bloomsbury Group），阅读的欲望是通过接近性（新闻的同学一定喜欢这个词）完成的。在港大读书时，我们有门课叫Literary Jounalism,其中一节课是读John Hersy写得《广岛Hiroshima》，讲二战原子弹爆炸的事情，这种阅读相当痛苦，Hersey是纽约客的撰稿者，文笔了得，这了得的背后则是大量的单词辨析，这门课就在这样的一知半解中度过。可是读赵毅衡书时，当我知道Hersey是在中国出生，中文名叫韩约翰时，我的某根神经被唤醒了，他姓韩！就因为这点点小事，关于广岛的种种阅读重新浮出来，我想文字是有接近性的，而这种接近性是中国的新闻界在时效、重要、趣味之后始终没能强调的一点。 我总觉得这种种接近性串起来都像是乔布斯在斯坦福演讲时说得Connecting the Dots，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都有无数的Dots，也许有一天，线段就会相交，而这些都是无法预期的。 未来总是充满诱惑的，在以赛亚柏林的狐狸和刺猬的比喻中，我可能无法做一只专注的刺猬，而现在的我也已经开始厌倦做知道很多事的狐狸，是到了寻找出路的时候了，可是，我到底需要信什么呢？ 勇气。

                          书才看了三分之一过一些，就忍不住上来说两句。算是书评吧。 上图贴的是《寻路中国》的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封面。奇怪的是为啥英文版的公路如此荒凉，而中文版的却一片明媚呢？乍一看，路边的警察怎么是假人？对，这就是作者何伟要告诉大家的——中国西部的公路上，人们就是用这种类似稻草人赶麻雀的方式来对付高速公路上的司机的，行为背后的怪诞和思维，正是何伟要告诉读者的。整本书就是按照书封这种阐述方式展开，一种关注具象的生命、具体的变迁的叙事。 何伟，当然不是中国人，这两个汉字只是作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的中文名。写完这篇的时候，我发现，在我还没入伙之前，别动队就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韩巍说：“大家不要到了何伟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才认识他”，这足以见得这位人物多么需要你好好认识。 何伟曾经是别动队常客《纽约客》驻北京的记者，以及《国家地理》的特约撰稿人。他曾自助游欧洲三十个国家，数度获得美国最佳旅游写作奖。海斯勒创作的中国纪实文学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记录了1996年至2007年的中国。遗憾的是，由于作者不愿删减前两本作品中不符合中国出版审核规范的内容，中文简体版只好沉寂了。他自言比大多数外国记者更少关心政治，他想写的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欲知详情，书还是要自己读的。自从上了编辑出版的课，开始关注书的版权页。这本今年1月首印的书，4月已经是第四次印刷了，印数是19001-25000。一位志在出版的童鞋告诉我，在大陆那些不写印数要么是低于5000印数，要么出版社为了少付给作者版税，会少写印数。 或许是因为何伟写此书的最初目的是给美国人介绍中国，也或许是因为何伟是一个记者而非宏观著述者，再或者是因为旅游记录题材的特点，《寻路中国》选择了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展开，从何伟所经历过的长城沿途所感、乡村生活体验、工厂见闻这几个方面对他看到的中国进行解读，并且结合简要的历史背景试着分析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书中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波澜壮阔的场面描写、没有纷繁复杂的数据材料，自然更没有哪个研究员或者领导的讲话以及各种会议精神。 一个人的写作方式可能折射他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何伟以这样一种方式写作的原因，不仅是上述的三种可能，在我看来，是因为他相信，具体的生命可以记录中国的变迁，这也正是一个生长在重视个体生命价值而非集体主义为主流论调的社会中的人，表达自身看法和记载历史的方式。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官方历史，喜欢长篇巨制，喜欢宏大叙事，喜欢歌咏大美山河……彷佛只有这些才能展现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通过归纳过去，演绎现在，以获得统治者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历史研究的目的似乎只在于要证明什么。这也难怪克罗齐要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了。 而也正是因着这种历史记载方式的历史，使得大部分的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历史都写成了鸿篇巨制的样子。因此，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个体生命是微不足道的，比起那些朝代更迭、歌功颂德都是不足挂齿的，如果他们出现在历史著作上能说明？——什么也不能。 书中，有一段不起眼的内容让我印象深刻，何伟写道：“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对明长城的了解有石彬伦那么透彻。一次，我问他，这样的建筑物说明了中国的什么？……他说道，‘……我的回答基本是这样的：什么也说明不了。他们很有些失望。这个东西不过说明中国人曾经做了些什么而已。那只是他们进行自卫的一种方式。’ ”（P109）貌似，我们自诩富有象征意涵的一套关于长城的叙事和隐喻在老外眼里行不通了，当然，更让那些历史学家担忧的是，如果这套将来在中国人眼里也行不通了，那就糟糕了。 当然这么记载历史的人不止是何伟一个，享誉全球的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虽然他的名字“史景迁”是“景”仰太“史”公司马“迁”之意）也有一套独特的陈述历史的方式，例如，《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从叙事角度来说，和何伟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还有如1999年三联出的《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也是以特殊的方式讲述历史并讨论深刻的社会根源。在传播学研究方法里，有一种就叫做“口述历史”，一般由历史学家、学者、记者、学生等，访问曾经亲身活于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让学者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然后利用这些材料成为日后著作所用，以便还原更真实的历史。其实，我们所看到很多人物访谈都有带有这种性质，只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操作习惯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选择关注的对象不同，主导口述历史内容的方向不同而已。 我们的历史，什么时候才有小角色的大舞台呢？ 新闻别动队

何伟（Peter Hessler）：穿越中国 25岁那年，我开始厌倦宏大叙事的写作，我逐渐意识到“民主、自由”等等理念被制作成标语，被凝练为口号后往往失去了它们的魅力，不同观点的人们被这些字眼纠缠，而不愿意去面对现实人生。 于是，我不再读那些标榜家国为己任的书，不再去想中国是否高兴的问题，我希望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 而在这方面，我却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国记者、作家都比不上一位1996年来到中国的美国人：Peter Hessler，他的中文名字叫何伟。 他的两本著作《江城》（River Town）与《甲骨》（Oracle Bone）是写作的楷模，《江城》讲述了他作为美国和平团工作人员在四川涪陵地区两年支教的经历，之后，1999年他来到北京，是《华尔街日报》最后一个剪报员，每月工资4000块，比他在涪陵的工资多了一倍半，他给香港的《虎报》（Standard）撰稿，也成为《纽约客》驻华的第一位记者，而在外交部颁给他的工作证件上，《纽约客》被印成了《纽约人》。 在这一期的《纽约客》上，何伟发表了一篇讲述浙江丽水地区的文章，浙江这个三线城市大约有25万人口，这篇文章主要描述的两个案例是丽水的油画出口与为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代练的打钱者。 可惜，何伟的两本著作大陆都没有简体中文版。《纽约客》的文章只能看到节选，但是没关系，新闻别动队会将精彩段落翻译呈现给各位读者。 知道你等不及啦，呵呵。先看下纽约客为这篇文章制作的幻灯片吧，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何伟的声音，以及他笔下的中国。 PS：在北京，我会做一些驻华记者专访，也希望能与新闻别动队的读者展开更多互动啊。 25岁那年，我开始厌倦宏大叙事的写作，我逐渐意识到“民主、自由”等等理念被制作成标语，被凝练为口号后往往失去了它们的魅力。不同观点的人们被这些字眼纠缠，而不愿意去面对现实人生。 于是，我不再读那些标榜家国为己任的书，不再去想中国是否高兴的问题，我希望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 而在这方面，我却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国记者、作家都比不上一位1996年来到中国的美国人：Peter Hessler，他的中文名字叫何伟。 他的两本著作《江城》（River Town）与《甲骨》（Oracle Bone）是写作的楷模，《江城》讲述了他作为美国和平团工作人员在四川涪陵地区两年支教的经历。之后，1999年他来到北京，是《华尔街日报》最后一个剪报员，每月工资4000块，比他在涪陵的工资多了一倍半，他给香港的《虎报》（Standard）撰稿，也成为《纽约客》驻华的第一位记者，而在外交部颁给他的工作证件上，《纽约客》被印成了《纽约人》。 在这一期的《纽约客》上，何伟发表了一篇讲述浙江丽水地区的文章:《丽水来信：中国巴比桑》（Letter From Lishui：Chinese BarBizon）(注：巴比桑是法国艺术家聚集地）丽水这个三线城市大约有25万人口，这篇文章主要描述的两个案例是丽水的油画出口与为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代练的打钱者。 可惜，何伟的两本著作大陆都没有简体中文版，《纽约客》的文章只能看到节选，但是没关系，新闻别动队会将精彩段落翻译呈现给各位读者。 知道你等不及啦，呵呵。先看下纽约客为这篇文章制作的幻灯片吧，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何伟的声音，以及他笔下的中国。 别动队的希望是：你不会等到何伟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天才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PS：11月后在北京，我会做一些驻华记者专访，希望能与新闻别动队的读者展开更多互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