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个同学在MSN上问，别动队回应一财周刊的下文呢？新闻别动队确实欠伊险峰主编一个回应。当时我们说“恳请伊险峰主编在下期杂志卷首或任何公开场合再澄清一次”，结果伊险峰不仅在卷首回应了，而且在编读往来部分辟出不小的版面表了个态，不管他到底说了什么这态度就比铁道部强太多了。 我不想再说教堂和国家的隐喻了，那是过于细枝末节的争辩。我并不认同伊险峰主编的新闻实践原则，但我觉着中国糟糕的传媒环境需要有责任的传媒站出来，哪怕矫枉过正，哪怕姿态十足，只要有勇气不同流合污就值得赞赏。这是一码归一码的讨论。该赞该弹，我拎得清。所以，尽管广告置换出国采访有诸多不便，但我不准备说了，我和同学们一起等着在一财周刊看第一个置换的广告投放。 通过伊险峰主编对新闻别动队的回应，我觉得他完全有资格胜任一财周刊杂志的出版人，可惜高韵斐和黎瑞刚先后脚都离开了文广。杂志广告过亿在财经传媒圈可以算作巨头，但是放在百亿收入的文广集团仍是小弟，不知道新上任的领导是否会对三年时间就做到泛财经刊物一哥的一财周刊另眼相看。 借由这个话题，我愿意去谈记者成长的故事。我并不想赞美一财周刊的半年广告收入有多牛，也不想分析这本杂志筹划中的主笔制和新刊《好运Money+》的市场前景。对中国传统纸媒的未来，我总是不可抑制的悲观。实话实说，做记者的心态是这样的：经营上的成功是别人的，而我得到了什么呢？即使我苦练内功，用若干年时间做到了一个领域内最顶尖的记者，Then What Should I Do？ 33岁的黎瑞刚可以当上上海文广传媒的总裁，29岁的沈灏可以担任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主编，25岁的许知远可以成为经济观察报的主笔，可这些故事发生的时间点都在十年以前。少年成名，肩扛大任的时代已经远去，我不相信如今的传媒人比当年的老许、沈灏差多少，我觉得缺少的只是传媒大环境与机遇。俗话说：形势比人强，人命天定。 作为一个至今仍无所作为的记者，我总觉得自己渺小的像一只蚂蚁。生活在一个巨型城市之中，用仅剩的一点点青春与飞升的房价、拥挤的城市交通搏斗，白天我还有愤怒的对象，而夜晚来临却只能自责。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放弃高校教师的身份回到传媒一线（代价是工资减半，房租翻番），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在工资三倍的召唤下仍然不愿意加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朝阳行业，我是有病吗？经济学有理性人假设，可我真是理性的吗？心理学有认知失调理论，我又如何处理自己内心的愤懑与不平衡？又是否会憋出内伤？ 这个时代也许已不会厚待我们这代人，但它总会留下短暂的时间窗口让人去狂欢，问题只在于人们是否把握的住。就好像09年未跳升的房价，7折利率大礼包，有机会却没拿到带来的是一段段心酸回忆。可如今，越来越让我焦虑的是，28岁的韩巍是否又在错失着一个又一个时间窗口，直到有一天被彻底甩下，还在抱怨老天为何要如此对我？上帝听到后又会不会一个大嘴巴扇过来说：给你那么多选择，你总是选错，怪我啊？ 林夕老师说：原来你非不快乐。五月天老师说：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我想，我是真得开始要不快乐了。人生的路，真得开始越走越窄了。

最新一期《第一财经周刊》，伊险峰主编发表了“编者的话”题目是《让我们的记者更有尊严》，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一位记者在收受采访对象500元红包几个月之后，既没有将红包退回，也没有把相关情况向编辑部说明，直到我们得知此事，根据我们的采访纪律要求，他在上周三选择辞职。”伊险峰主编提到一财周刊三年前的规定表明了对红包车马费的态度：不得接受采访对象的红包等财物；不得接受各种形式的车马费；不得接受采访对象提供机票、住宿的采访。我们在此就简单称为三不准吧。 2008年那会儿我还是一线记者时，我也曾和一财周刊某位记者群访某位企业老总，我可以作证，面对公关塞过来的车马费，这位同学真得没有收。你知道从众就是这样的，当第一个人不收车马时，我们之后的几个同学也都不好意思拿了。 昨天做预告时，我曾表示要“调戏”一财周刊，下午就被业界前辈仔细教导了番。核心观点如下：如果一个500元红包带来的压力可以让一名记者辞职，那么你就必须严肃的对待这件事，而不能过于轻浮。前辈教导的是，于是，我没有像以往那样在标题煽情，例如：一个红包引发的惊天惨案或者更为态度鲜明的：我们不拿红包，我们只钓大鱼。 我要给伊险峰老师留出解释的空间。毕竟我将列出的只是流言蜚语，片面之词。讲新闻理论与职业素养那是学究做得事情，我们还是举实际案例吧。我想，这些案例主要针对的是伊险峰说得三不准里第三条，“不得接受采访对象提供机票、住宿的采访。”咱都是新闻圈子里的人，公关市场邀请出国很少只邀请一家媒体，所以，有时也会顺风听到记者出国采访的流言蜚语，请伊总核实，信息如下： 某某公司请中国记者去旅行采访时，从飞机到食宿那是全套，一财周刊记者也有同行，其它几家媒体都没有付费，请问，一财周刊是否为自己的采访支付了机票与住宿费用？我并没有指明这个某某公司是谁，你可以把它替换成某某旅游局、某某航空公司，某某企业支持的展会采访，这些无一例外得都是出国采访，食宿全包的，是否有此事？但作为一财长期的读者和关注者，我想伊险峰老师知道我说得是哪些公司。 恳请伊险峰主编在下期杂志卷首或任何公开场合再澄清一次。哪怕只有一句：我们一财周刊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司的邀请、资助下进行过海外采访。说了，您是条汉子，您亲身实践了您所说的“不拿人钱财，不受人所托”。 如果不能澄清，这就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一方面收受500元红包的记者必须辞职并公之于众，另一方面又欣然接受公关企业资助的海外旅行采访？这怎么能不让人想起一个不恰当的类比，窃钩者诛，窃国者主编诸侯！ PS：每家新闻机构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只要有规定，记者不让拿红包，违反之后，您愿意给面子让人辞职或者开除都可以，那是您自己在清理门户。可是当你把这件事拿到公共平台卷首时，那就不是您一家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将这样的举动称为“对外撒娇”，而我将此看为这本杂志价值观的重大扭曲，一本杂志提供的是一个平台，是通过记者专业的努力更好的呈现外部世界，可谁要看你杂志内部的血雨腥风呢？

上周我们推出了双生封面系列第一篇文章，有同学问：这个封面是不是在讽刺抄袭啊？我的回答是：不是。首先，别动队从不讽刺一目了然的模仿，我们只是愿意去展现下杂志封面的传承与借鉴。更重要的是，韩巍觉得抄袭在创意产业这个类别中拥有更深广的定义，就好像每季流行一样。引领风尚是啥意思，难道有家时装用了百褶裙，其它家的都不能用了？在创意产业里，抄袭更像是在致敬，在没有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抄袭模仿是需要得到鼓励的。 但是别动队也不是一味叫好的地方。明天，我们就会调戏下相当自恋的一财周刊。这个杂志正在逐步丧失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躲在自己的小圈圈里，我们并不是说一财周刊对一流杂志的模仿不到位，我们会用实例证明这种模仿已经丧失了一家媒体必须具备的价值观。险峰同学，悬崖勒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