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anne Lipman一点都不后悔。当Portfolio倒闭几天后，她去参加了“国家杂志奖”（National Magazine Award 2008）颁奖礼，站在她身边的这几位都是Conde Nast集团的重量级人物，尽管过去一年他们的杂志盈利都在大幅度下滑，拿奖之后，他们笑容灿烂得很啊。
Lipman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得话冠冕堂皇，似乎一切都是经济的错。站在《连线》总编辑安德森的身边，也许Lipman内心想说得话是：凭什么你比我亏的还多，而你不下课？
当被问及Portfolio和华尔街日报的不同时，Lipman的这句话也许表明了她主持Portfolio的编辑原则：“在华尔街日报，我的工作在新闻上有重大影响力，但是公众形象很低。”（A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 was in a job that was high impact on the paper but low visibility in the public.）
也许，率领一份杂志倒闭会帮她树立公众形象吧。祝她假期愉快！
图片：由左至右，《连线》的克里斯·安德森，Portfolio的Lipman，GQ杂志的Jim Nelson，纽约客的David Remnick。
无论如何，一个星期也要读一本书吧。我们是记者，文字与结构背后，我们传递的是自己的思想。如果你听过无数人讲记者要“真实客观”，但始终不知道“真实客观”为何物时，你应该读读这本书——《恶童日记》。
“我们评定文章好或不好的标准很简单：一切须属真实。我们所描述的是我们所看见的人、事，所听到、所做过的事。
就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不能写“外婆像个巫婆”，却可以写“大伙儿都叫她老巫婆”。另外，我们不能写“大城市很美”，因为也许我们认为大城市很美，而别人却不这么认为。
同样地，假如我们写“传令兵很和善”的话，这不一定是真的，因为传令兵很可能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狠毒的一面。所以对于他，我们简单的写着“传令兵地给我们两个毯子”。
此外我们还写“我们吃了很多核桃”，这并非表示“我们喜欢核桃”，因为“喜欢”这个字眼并不明确，而且不够简明、客观。就如同“喜欢核桃”和“喜欢我们的母亲”是两回事：前者意味着令人愉悦的口感，而后者则是一种感觉。
表达情绪的字眼太含糊不清，所以最好避免使用这些字，而尽量去做事物、人物、自我的描写，也就是忠实的描绘事实。”
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需要将自己的写作提升到非虚构写作的层面，因为优秀的记者将现实生活传递给人们时是多元的、立体的。非虚构写作，有人可以无师自通，我却只能在周末独自探索。Anybody coming along？
非虚构写作，不能先读福克纳、先读菲茨杰拉德。
弗里德曼是个很会抛概念的人，从《世界是平的》到《世界又热又评又挤》，他关注的领域已经从论述经济全球化，覆盖到全球环境保护。每周他在《纽约时报》有两篇专栏文章，他最近的新嗜好是在专栏中替奥巴马撰写演讲稿。当然，是虚拟的演讲稿。
弗里德曼喜欢谈论碳排放的各方观点。碳排放实在是个相当复杂的领域，从碳排放交易到征收燃油税，各方立场不同，观点迥异，即使“正义”的事情，不管多么“政治正确”的事情，仍然会引起各方进行可行性争论，更不要说还有众多既得利益者开始院外游说抵制相关方案。
弗里德曼讽刺美国国会一方面要求汽车制造商生产更小、更轻型汽车，一方面又拒绝通过燃油税的方式对碳排放定价，人们没有买更小、更轻型汽车的任何意愿。这就好像是要求只生产小号衬衫，却从不号召人们减肥。
弗里德曼在能源领域提出了“多数定律”( the law of more)，这与IT领域的“摩尔定律”(the law of Moor)只有一字之差。弗里德曼认为，能源科技领域有“多数定律”：美国人、印度人、中国人、非洲人，都渴望无限:渴望家居舒适，渴望生活便利，渴望更多变革科技。
“多数定律”决定了产品由市场定价，而不是政府定价。“一加仑汽油要4块5吗？市场决定，我们改变不了。” 脱离语境看这样的话，多数人都有举起大棒打人的冲动，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怎么就这么伸到我兜里了呢？我的钱怎么就被转移到富裕的石油公司和垄断石油富豪手里了呢？如果能源定价足够透明，政府这时唯一的解脱办法就是，把另一只手高高举起，“不是我的错，我这只手一直在这里，它有没有动你都看见了”。
弗里德曼为奥巴马拟定的计划是：确定长期的碳燃料价格，计划在危机过后的2011年开始施行。短期内，汽油价格，电力（每千瓦时）价格都将会上升，但长期来说，每户居民都能省钱。
可是人们都有那么乐观吗？美国是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吗？“减碳税”（Carbon Tax Cut）的方式真有那么有效吗？我现在还看不到答案，等待弗里德曼先知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