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恩咨询对全球奢侈品市场做了一系列很有趣的幻灯展示图表，很有趣。目前中国的奢侈品销售全世界排名第七，据说五年之后就能排到第三。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身居中国之前，而如果算上香港的销售，中国座次又会提前两位（这还没算在巴黎、伦敦扫货的华人阔太们呢）

别动队这回没有选中国的图表，而是想关注下新兴市场。我们来看一下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东国家。

新兴市场还是挺脆弱的，奢侈品消费不是集中在首都就是大城市。唯一的惊喜就是巴西这个国家，竟然金融危机完全没有冲击奢侈品销售，而且始终保持着15%以上的增长。

中国未来的奢侈品销售是什么样呢？鄂尔多斯、山西、陕西会为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带来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吗？奢侈品会有网购吗？会有人开着劳斯莱斯送货吗？

我总觉得让现在这几家大公关公司代理奢侈品宣传是不靠谱的，这就好像投行要分精品投行一样，小众服务才是专业服务。现代传播的吴迪姐姐曾经做过德比尔斯（De Beers）的公关经理，以后有机会要好好请教下她奢侈品的中国攻略。

贝恩咨询所做的幻灯图集在这里。

首先，我忏悔，我坦白，作为一个无牌记者，我无数次的从外刊上编译稿件，并不是每一次我都注明出处，情节比吴晓波老师严重的多。如果按照柳红老师在博客上贴出的抄袭例证，我是赤裸裸的不折不扣的抄袭者。（据柳红老师统计，两本书涉及字面、文字相同的地方共有32处近8000字，涉及文献、引证的也有30处7000字，具体可以点开柳红老师的博客，看她整理的一系列“抄袭”对比……）

可是，为什么我知道我只要还想做一个有追求的新闻记者，我不可能改？因为我要卖字为生。按照柳红老师抠字句的挑法，我相信中国记者应该十有八九会落马……为什么？当你的采访对象给你采访时间只有10分钟，而且还是群访时，你怎么让你的稿件与众不同？什么？你说等着约下次采访？难道别家明天都写出来了，我被主编训吗？难道不写稿天上会掉钱吗？

那么我能做什么？我能做得只是在我的采访中添加我编译的外国新闻，我甚至把这看成是我的核心竞争力。（另外，群访的事情经常发生，可请问，有多少读者看对话新闻时知道群访的每个问题是标明是哪家媒体提问的？）

万盟集团的王巍老师在微博上说：“本来一声道歉的事情,导致一场官司.不再是傲慢和蔑视的态度问题,而是猖狂和无耻的品格问题.方舟子的小学生都知道的名言,被当下的”知识界”和”传媒界”忽略到大学生们都看不懂的地步,非让一个偏执的不懂世故的弱女子孤军奋斗.”

我不清楚为什么王巍老师用词如此之重。我不否认吴晓波老师在经济观察报上的回应文章确实言辞欠妥，但是将其归结为傲慢和蔑视，甚至上升到猖狂和无耻的品格问题，这也太上纲上线了吧……至于方舟子说小学生都知道的名言，我小学就没搞清楚，我从写第一篇作文就学会了虚构和编瞎话，红旗不刮风都可以高高飘扬，更别说我帮了无数不认识的老奶奶过马路了。小学？你学会了什么？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何为抄袭的一杆秤。我认为晓波老师没有抄袭。按照最严格的定义，他缺少的最多是学术规范，那种类似于魏斐德写戴笠传和上海警察那样的学术规范，可是那样附注甚至多到干扰正文的学术规范是写作必须的吗？学术讲规范，难道我们写新闻，写一部传记也要遵循同样的规范？难道我在写每一个字之前都要极端的加注释（这段话第1个字和第10个字引用自谁谁？或者更极端的此字由仓颉造？）

按照王巍老师的说法，如果晓波老师道歉，请您按照方舟子的标准评述：他的写作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晓波老师被认定抄袭，我以后真就不敢写字了……我是小字辈，没啥声誉，在此，郑重向所有还没有起诉我的人道歉。另外，请问柳红老师，为什么将这起抄袭索赔的金额定在50万元呢？

PS：我得加注：柳红老师的照片来自凤凰读书会的网页，我未经许可就搬到这里了，我这算滥用肖像权吗？凤凰会告我吗？

PPS：谈柳红诉吴晓波的案例，让我想起国外各大杂志常用的Group Journalism写作方式，明天或者什么时候与别动队的读者分享吧。

（写完这篇文章，我好怕怕啊……）

上次新闻别动队的小心同学对城市中国评刊（看这里《乘着地铁回到毛时代》），今天从国际对比的角度继续讲述城市地铁交通问题，讲讲全球化时代如何共享的话题。

中国的地铁营运早已过了蜜月期，现在一提起地百家争鸣的多是各色不足。同济大学的潘海啸教授在这期《城市中国》里指出了产业关联、共线节点拥挤、住房排布、运营成本和维护负担等问题。上海大学的曾军教授从空间的概念上指 出了“在地铁狭小的空间里，人与人的身体距离不断地突破礼仪的底线，但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彼此心灵沟通的契机。”车厢里只有小孩是自在得说话，大多数人都是 低语、无语、寡言少语。（咦，难道只有北京车厢里是大声讲话的？）

再吐个槽，九几年上海地铁起步价也就1元，现今的起价3元是当时的封顶价。住得不巧的话要换n条轨道线路，顺带参观n个区县的地下风光，有这功夫南京都到了。老百姓这脑子动来动去还是动到买车上去了。郎咸平说香港治堵经济学是分散人流，避免造成城市功能配置（办公楼、学校、医院、酒店等）的地理聚集化；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否决的梁陈方案也建议避免城市在工业化过程中盲目发展，造成惊人的拥堵、环境污染、区域紊乱、交通阻塞等弊病。

看到 “交通阻塞”四个字，大家又该一把辛酸泪了吧。“对比出真知”，《城市中国》刊登了美国华盛顿特区阿灵顿郡和新加坡轨道交通的两张示意图。前者采用了“牛眼结构”，开发密度以1/4英里为半径从地铁站点向周边逐渐降低，每个站点的再开发均采用不同的功能配置。新加坡则采用多层次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结合，以新的卫星城镇为疏散集核进行多点居住模式的环形规划。就在中国地铁诞生前的二十年，梁思成将老北京六百多年的街道系统视作帝都天然的交通条件，认为环道（与今日之分环方法有所不同）四向伸出的辐道将主要车辆自然汇集到大路上，不致无故地去串小胡同，胡同里的住宅可免受汽车嘈杂之干扰，这也是以人为本。只可惜，规划师不是政治家，大家意会即可。

美国华盛顿特区阿灵顿郡的“牛眼结构”

新加坡的星群状新城镇

不过发了半天牢骚，还是得说地铁的区域性辐射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咱们。按现在一线城市的人口数字看，如果地铁不给力，日子更没法过了。至于本文，若有张冠李戴理解错误之处还请指正，毕竟看的是热闹。最后，只好学梁公当年，借杨大年一首诗为己开脱：

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

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