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们的标题，新闻别动队今天并不是要转型谈女青年的婚恋问题，我们是在借这个话题谈论“杂志开篇图”的选择问题。
杂志在进行专题报道时经常会遇到开篇图的问题。杂志要用好的开篇图吸引读者的眼球，给读者讲故事。类似“好男人绝种了吗？”这样的选题无疑是通杀的标题：不仅女人会看，男人也会琢磨着：绝种了，那我算什么？
你会给这个开篇图打多少分？
在我看来，这个杂志开篇图忽视了这样一个设计问题：对一本横幅对开杂志来说，这个男人的位置正好是杂志中轴线的位置，也就是人们将很难看到这个男人的神情动态。（我并不是杂志专家，内功还不够，我觉得这样的设计会影响到整体视觉效果。各位同学觉得呢？虫子，你从专业美编的角度怎么看呢？）
PS：谈到“好男人都在哪里？”这个话题，我也有话说。我这个岁数的男人，半大不小，该成家的已经成家，谈朋友的忙着谈朋友，至于一小部分脱离大部队的男青年之间，彼此也不会刺激对方，相反，这部分男青年总是喜欢扮出一幅玩世不恭的态度，似乎自己的不在乎就能免受社会认同的压力。
也许到这个岁数还落单的男人真得是自身不够好吧。最打击自信心的时候就是被好姑娘拒绝时，男青年的自我认同可以从AAA直接降成垃圾债券，“被那么好的姑娘拒绝了，难道你还认为自己是好男人？你逻辑没过关吧……”
智利大地震后，关注地震与海啸的新闻又有增多，今天发篇震惊点的。
周末看2月26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IHT），头版大幅照片标题是
Where Shoddy Construction Could Mean Death
翻译成中文是，“哪里的烂建筑能砸死人？”文章主要是讲伊斯坦布尔因为建筑质量问题，可能会在地震发生时伤亡惨重。
文章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我的家乡：邯郸，以及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作为中国的代表“光荣入选”。
2008年，邯郸这个我生活了18年的城市做了件让我震惊的事情。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挂上了各种横幅，印象深刻的横幅标语是“大拆促大建，大建促大变。”在汶川地震后，河北省流传的段子是：从空中俯瞰河北，更像是震后的灾区。
图中标注的地区在未来四十年有十分之一的机会发生大地震，石家庄的等级是强震，而邯郸是超强震，为什么大拆、大建、大变之后的河北省建筑仍然被认为是不堪一击？
PS：如果传媒喜欢没事找事的话，为什么不来追踪下这样的报道？《财经》在追央视大火，《新世纪周刊》在追毒奶事件，这些优秀的传媒以客观、中立又极度冷静的笔触报道发生过的灾难，但又有多少热心观众有兴趣看完这一场场的灾难换来的问责口水战？
这些优秀的传媒同行们，你们对未来已经没有话说了吗？
IHT的文章在这 里。（注：IHT发表此文时，智利尚未发生地震。）
去年11月，马家辉从香港来北京到单向街书店做讲座进行自己的新书宣传。在香港的时候，经常在《明报》副刊看马家辉的专栏，从他的新书《死在这里也不错》就能看出这家伙也是个标题党。这次讲座的主题是“城市书写”，我以前的同事郭玉洁主持，郭玉洁介绍马家辉的时候说：北京还是个很土的城市。我当时就笑翻了，大头真是直言不讳啊。
城市写作应该是一本杂志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通常意义上的城市写作并不是《新周刊》“第四城”的大专题策划，是只有一个或两个Page的短文写作。中国有《中国国家地理》等人文地理杂志，有Blogbus横戈同学的《城客》，也有仲伟志老师等人新创刊的《锦绣》这样的国家商业地理杂志。新华社的王军老师甚至出版了《城记》和《采访本上的城市》这样的专著。
城市写作最适合出版在《三联》和《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杂志开篇预热上。新闻别动队的面面同学跟进的《时代》杂志PostCard栏目就是这样的文章，想想在二三线城市，一本稍有知名度的杂志只需用一两Page的篇幅就能换到小范围的街谈巷议，想想也值得尝试啊在中国这样的报道还并不多，希望别动队的报道能让更多杂志考虑城市记录。
今天我们看到的图片来自Fast Company（《快公司》），图片上的城市是孟买。回到开头郭玉洁说得话题“北京是个很土的城市”，如果我没在香港生活过，我不会有那么深刻的感受。尽管北京CBD地区的国贸三期、柏悦酒店都以高作为卖点，但是，北京仍然是个平面的城市，理由，看看我们选的图。
如果你还不理解，你就想，为什么城市的发展要有立交桥？为什么上海会有高架？为什么立体的桥却只能为冷冰冰的机械汽车服务？为什么人不可以舒服惬意的进行立体行走？
在香港，从中环码头下来，人们会走过长长的天桥，直接从空中进入高楼林立的中环写字楼办公区，这在北京和上海，是这样设计的吗？即使在炎热的夏天，海风吹得半空中的行人并不感到炎热，进入写字楼区后冷气也会迅速接管行人，而在深圳，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之间的距离，也足够让我汗流浃背，狼狈异常。
在一个城市生活久了，会丧失对生活可能性的想象力。在天上，北京和上海之间早已有了飞行空中走廊，而太多的中国城市在地面上建起一座座高楼，而人们却仍然在平面上发展。中国地大物博，人们却丢失了对立体生活的向往，真是可惜。
PS：写别动队认识了“城市漫步”网站的Lorna，她说“写篇关于城市的文章吧”，我想了想，怎么也应该和新闻别动队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篇文章，你看到了城市报道，看到了立体的城市对比，接下来，就放开想象力吧！
9月，Cherry姑娘就去LSE读书了，伦敦2012有人预热了，Congratulations！
Jan Tschichold之后的继任者是字体设计师 Hans Schmoller，在初期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引入垂直构成法，以改变目前略显呆板的横式布局，这无非是Jan Tschichold的扫尾工作，无论是横式还是竖式都没有牵动企鹅设计的胫骨，在这一点上 Hans Schmoller只是一位很好的继承者，当Jan Tschichold的设计遗产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之后，Hans Schmoller在方方面面都在捍卫这种“传统”，他像一个勤恳的质检员一样把关着企鹅的出品——这也是企鹅在几十年里保持品质的关键；在书籍设计方面Hans Schmoller势必遭受革新派海浪般的冲击。
接下来的第一股革新冲击来自于意大利设计师 Germano Facetti，他可谓是一个真正的杰出美术指导。从1961年起，在他任职的10年里不断起用众多著名设计师，使得企鹅设计在这个阶段到达了它的另一个高峰。 Germano Facetti先委托设计师Romek Marber对侦探小说系列进行改良，受瑞士学派影响的Romek Marber把所有的文字信息都以网格分割的编排法置于封面上面1／3处，字体取代为刚开始流行的Helvetica、Akizidenz Grotesk无衬线体，封面的下面留有大面积以绿和黑两色安排具有暗示性的插画。（真专业，什么时候能听到中国的编辑和美术设计师能有这样的阐释工作，而不是一边做出低质的设计一边还能理直气壮的说：到底是你懂设计，还是我懂设计？）
当这个如此现代的封面风格一面世就获得了巨大成功， Germano Facetti于是在“Marber构成法”的基础上对企鹅其他书系格式都进行了改良。鉴于企鹅当代小说封面风格滞后的现状，设计师兼插画家Alan Aldridge被委任为独立的小说系列美术指导。嬉皮士Alan Aldridge是真正的“视觉混乱”制造者，在他手里除了个人风格已经找不到企鹅以前的印记，如果有的话就是那个被放大的logo，其余你能感受到的就是60年代的躁动和激情。Alan Aldridge海报式风格的封面设计遭受的赞誉和批评几乎是一样多的，赞誉来自于市场获得的巨大反响，批评来自于书商和作者，因为后者在封面上已经找不到原属于自己的位置。已经隐退幕后的 Allen Lane适时地制止了这种混乱，因为在他眼里企鹅形象的延续性是最为重要的。设计主管 Germano Facetti则在变革和继承上竭力维持 一种平衡。
老Allen在他离世前的几年里始终担忧的是企鹅今后的命运，尽管有着丰厚的口碑和传统，但这只企鹅在资本市场面前已经显得衰弱了。终于在Allen Lane去世的1970年，企鹅被培生朗文出版集团买下。Allen身后的企鹅注定是一段艰难岁月，处于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它先前的领先优势已经荡然无存。曾经风骚一时的几个著名书系在这个期间因为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而纷纷停止。1976年，为企鹅工作了27年的 Hans Schmoller退休了，这位老工人的职业生涯一直都恪守着企鹅“高品质”的准则，他无法预料的是，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Hans Schmoller倾注一生心血的字体设计部在2003年也被撤销了。到了80年代，企鹅图书在市场上看上去是最为廉价的那种。
在度过令人压抑的七八十年代，经过管理层的重新布局，企鹅开始了品牌重塑阶段。John Hamilton 和Jim Stoddart成为重新焕发企鹅设计的中坚力量。这个阶段设计的一个特点是向传统回归，无论是David Pearson的“Great Idea”系列，还是Coralie Bickford-Smith的“Hardback Classics”的重新包装，都体现着向企鹅设计传统的致敬。
经过70多年的历程，如果我们重新来定义企鹅设计的识别性的话，无论是Edward Young、Jan Tschichold，还是 Germano Facetti、David Pelham，他们都是贯穿在这条时间轴上闪亮的点，这条线最终指向的是对待设计的“高品质”，只有这个才是企鹅图书真正异乎于其他众多出版社的视觉识别，而不是被某种设计模板所能框定的。正是在前人丰厚设计财富的激励下，新一代的设计师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任重道远”。
PS：图中人是：Germano Facetti (1926-)
Art director of Penguin books, 1961-1972
让我们回顾一下企鹅的经典封面。（点击图片可放大观赏）
（to be contin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