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两张封面，我想到的更多的是自己。

大概一年之前，欧阳不通同学在一家外媒半年多的大实习临近结束。当时反身相看，盯着自己的简历，觉得可以试试换个行业做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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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一位自称过气演员的黑人。我与他在中央公园的长凳上聊了一下午，他绘声绘色地讲了一天他的人生故事。我回去整理完录音，开篇第一句话写道：

“人们常说，你在中央公园里遇到的人十有八九是个艺术家，至少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老师读罢，问了一句让我当时目瞪口呆的话——

“你这里的‘人们’，是谁？”

在国内时，习惯了报纸上的“有关人士说”“据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士称”，总觉得“有关人士”后面说的内容，比这“有关人士”到底是谁重要许多，脑子里也完全没想过这问题：到底谁是这些有关人士？

出于对稿件信度的考虑，也为了使刊登的故事尽可能地免受法律之责，美国媒体对于每一条引语的来源慎之又慎。编辑一旦看到故事中出现语焉不详的“有关人士”，必然会本能的皱眉头。

好吧，以后便不随意说“有些人”“有关人”便是。后来到唐人街采访，访问不少中国新移民，因此报道里，又有了“小李说”“老王道”之类。教授仍旧是在一旁打问号：哪个李？哪个王？

我试图解释：咱中国人啊，不大习惯给陌生人说名字。教授不理，只问：你试过了吗？

与采访美国本地人不同，采访中国人，确实要在压榨受访者全名上花更多的精力。10个受访者里，或者有5个不愿说名字，4个只愿意告诉你一个姓，但总有那么一个，既愿意告诉你全名，也能给你相关的信息。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概率问题，只要采访功夫到了，并非不可能的任务。

于是，下一个问题你肯定要问：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去要一个名字？

首先，这是对消息源的束缚。当你知道你的名字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你必然会对发言更加谨慎，更加负责。一旦出事，你要承担责任。最近美国广受欢迎的广播节目This American Life邀请的嘉宾在自己对富士康之旅的叙述中多处做假，被发现后不但让TAL丢脸，也在美国媒体圈里引发了轩然大波。

其次，也是对记者的束缚。我过去在某内媒实习时，向一些法律背景的硕士、博士请教过问题，但见报之后，这些人却被记者处理为“某法律界人士”。如果信息源实名，记者这样的“懒”也就没法偷了。《纽约时报》在经历了2003年历史上最大的抄袭丑闻之后，对信息源的要求更加的高，除了非常情况（即使如此，还要解释匿名的原因，比如可能导致对方解雇，影响人身安全等），都要求实名。

再次，这是对公众知情权负责。当一个消息源有具体出处、身份、背景时，公众就能自行判断整条消息的质量，从而决定是否应该采信。反之，如果都是含含糊糊的“消息人士”，公众就会自警，得掂量掂量这新闻到底该怎么读。

最后，无论出于法律风险，还是政治风险，实名消息源使媒体可以做的自我保护。

对于新闻专业学生，还有一条让我们热爱实名信息源的理由：把每条新闻的引语出处勾出来，就能逐渐积累到该题材的专家名、机构名，下次能拿来自用。

说得容易，但是匿名源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比如说，好不容易采了一个大咖，对方说得滔滔不绝，拳拳到肉，但唯一条件是不能署名。而原则性很强的编辑却说，没名儿的材料我能不用。怎么办？

这种弃之可惜，用之不能的苦楚，只好坦然面对。Sorry, next。

至此，我猜肯定有同行会长叹一口气道：你说的是西方新闻守则，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实际操作中，还是要考虑国情。在解决技术难题之前，动辄先把责任推到“国情”身上，其实对提高媒体的专业水平有百害而无一益。我只好模仿教授老气横秋地问一句：

“你试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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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孩子却不这么觉得。对于要分离，孩子们问道“妈咪，为什么你想要把我们切成两半呢。”孩子并不想要和自己亲密的另一个分开，她们从未吵过架。这对双胞胎有四只胳膊，两条腿（且每人控制一只）。她们共享生殖和消化系统。医生没法将她们分开是因为她们共用脊柱。当然，没有一个人会选择牺牲其中一个。

连体双胞胎是一种罕见的先天畸形，在５万～１０万次怀孕中只有一例，并且大多数连体双胞胎在妈妈的子宫内就会夭折。“幸存者”出生后也往往因重要器官畸形或喂养、医护不当不能长大。术后双婴均存活的仅５３％。

2002年，摄影师Annabel Clark 是在为公益项目“Healing the Children Northeas”拍摄时，遇到了她们。第一次来到这对双胞胎家里时，Annabel本以为会看到跟同龄孩子不一样的场景，然而姑娘们自如地翻着筋斗，飞快地奔跑，一起弹奏钢琴。

“当我看见他们，我的却很惊讶。不一样的形体并没有使姑娘们性格变得奇怪。”并且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Carman很幽默很主动，相比起来，Lupita就很害羞保守。Lupita喜欢动物和完美结局的故事，而Carman倾向于阅读安妮日记。

摄影师拍摄她们，并不着眼于身体上的联系。而是展现两个人自然而然的亲密关系。不过，Annabel也希望能给Carman和Lupita带来什么。“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他们，你可能会出于礼貌，不去直视他们，躲开他们的实现。通过这些照片，我想让人们知道连体婴是多么正常，没有恐怖和压抑。”

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这对双胞胎作为连体婴要怎么度过混乱的青春期？年轻的她们要怎么实现自己的梦想？Annabel也担心着她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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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初至今，所有的民调结果均显示弗朗索瓦奥朗德将获成为新一届的法国总统。如今这成为了现实，法国大选于5月6日准时落幕，在第二轮选举中左翼社会党人奥朗德以51%的选票击败了现任总统右翼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萨科齐。尽管后者在最后阶段仍然紧追不舍，一度将民调差距缩小至近似于统计误差范围之内的4个百分点（实际上大选结果仅仅相差3%），但时间已经不允许他获得更多的选票。愿赌服输，他欣然接受了曾经把他带上全力巅峰的民主制度，这次带给他的失败。

当奥朗德的头像出现在屏幕上的那一霎那，在位于互助之家的人民运动联盟竞选总部，高举三色旗的支持者们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屏住呼吸，最后发出了遗憾的嘘声，不少人无助地抱在一起，伤心地留下热泪。当萨科齐走入会场时，所有人齐声高呼“谢谢”，并报以热烈的掌声，以感谢五年来萨科齐的执政成绩。他的败选演讲依旧延续了他以往的演讲风格，华丽，煽动性，可更多的是伤感。

五年前春风得意上台的萨科齐起初被冠以“小拿破仑”的美名，而落得如今下场实在不在当初很多人的意料中。五年间，他没有有效地达成自己所许诺的多项经济和政治改革，因为突如其来的欧债危机，不忍卒读的一系列负面金融数据，民众的生活没有改善，加上他个人作风有违法国传统，唯美国马首是瞻，对德国过于谄媚，有失戴高乐派一贯的法国式特立独行的作风，此外感情生活的八卦也让很多人失去了对萨科齐的好感，任内与原配离婚，与新夫人布吕尼挥霍无度等种种闹剧，他在任期结束后以28%的支持率“顺理成章”地已经成为了法国最不受欢迎的总统。

不得不说，在此次大选中，与其说是奥朗德直捣黄龙，倒不如说是萨科齐自拆长城，从来没有在以往的任何一次大选中（可能除了2002年希拉克对决极右国民阵线的勒庞），选民们因为过于讨厌某位候选人而选择另一位，这次居然还是一般认为具有天然优势的现任总统。在种种称之其为“谎言家”和“骗子”的炮轰中，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高票的其他政党，无论左右，均以不同的方式与萨科齐划清界限，但后者仍旧在最后一场在巴黎战神广场的十万人集会上，喊出了“帮帮我，帮帮法国”的口号，其演说内容极力向极右翼靠拢,以争取第一轮马琳勒庞所留下的18%的选民，而马琳勒庞却于同日号召支持者投“白票”，这让社会党人喜出望外，此前两天的唯一一次电视辩论上，奥朗德用冷嘲热讽直指萨科齐的命门：“你老是怪这怪那，总之，一切都不是你的错。”并用十五个“如果我是总统的话”作为排比，仿佛已经在宣布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总之这个时代真的是到来了。

5月6日。20点。社会党总部外，巴士底广场，还有无数守在电视机前的社会党和其他左派的支持者挥舞起各式各样红色的旗帜，这是继1981年密特朗上台后，社会党人再一次重返爱丽舍宫，而这次历史选择了同样名叫弗朗索瓦的奥朗德，有老人拿起了81年密特朗当选那天的《世界报》，毫无疑问，密特朗，这位自第五共和以来，公认的伟大总统，将成为奥朗德的前进标杆。

这位集全法最顶级政治与商业学校文凭于一身，却从未染指过部长职位、从没来过中国、只当过十年乡下小城市长，每天骑着摩托上班的好好先生能否不步前任后尘，践行“改变就是现在”的竞选承诺，将留给世界一个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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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阵没写别动队文章，事出有因。经过痛苦的内心挣扎，我就要离开我供职一年半时间的搜狐财经中心。与以往换工作不同，这一次我心里没底。别看我总在别动队指指点点，但真正要换工作时，我还是要对自己诚实。

对一个而立之年的未婚男青年来说，我有点明白什么是女孩说得有房有车的安全感了。我不需要买车买房，但我需要有体面的工资，可以让我有买得起房开得起车的奔头。看着熬夜写稿掉在枕头上的头发，看着镜子里发际线后移的大叔，我知道我需要终结这种用体力写稿挣钱的生活状态了。

生活大爆炸里Sheldon对Howard说：“我不是说你做得不好，你做得相当好，我说得是你做得东西是没有意义的。”自从世界有了意义，人类有了追求，快乐就需要寻找了。工作是否有意义见仁见智，但是实打实的工资应该看得见摸得着。即使是别人看来没有意义的工作，至少要有钱吧。

在我们这个工资每况愈下的新闻业里，其实还是有高工资的工种存在。在那些提供行业数据的领域，提供初级资讯解读过滤的机构，一个初级员工比传统媒体资深记者的工资只高不低，更重要的是，那是一种更为有规律的生活，人们不用为今晚几点调油价，周末会不会降准备金而忧虑，下班放心睡，因为世界上总有人醒着，they will cover your shift.这种工种，并不是冲锋陷阵，他们与那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新闻人形象相差太多，甚至在大学里，都没有教师知道有这些工种的存在，于是，一代一代的新闻学生都沉浸在对扒粪记者的集体崇拜之中。

一方面，我对自己说，我需要高工资的工作。另一方面，乔布斯对我说，人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说完，他死了，剩下我去找寻意义。高工资和改变世界这两种生活是Follow the rule和Let’s  change something之间的选择。这个时候，如果一休出来说：行了，到这里吧，就到这里吧，再见吧。我就可以改头换面全力去挣钱，不想宏大叙事，拯救地球交给奥特曼，天塌下来还有姚明。可惜，星爷在另一边说：人没有了理想，和咸鱼又有什么分别。

林间有两条路，人们总会去想那条没有走的路。岁月流逝，日久天长，人生从此全然两样。

时隔六个月，我又回到了香港，回到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我需要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些底气，找到一些动力。我的迷茫基本上还是眼高手低的痛苦，“坐言”在行，“起行”玩不转。未来，就要找到一个平台可以去让我做到“知行合一”。

陈院长给了我很多建议，从工作选择到职业发展。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是港大毕业的，你有文章见识，不能让别人小瞧，工资要对得起我们学校。”对我这样不好意思谈工资的人来说，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PS：图片是Facebook上去年10月放出的学院照片。我们上课的地方是香港一级文物保护建筑，建于1914年的仪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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