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2013

  最近看了太多号称接地气其实口水话来回传毫无技术含量的文章,常有冲动对着屏幕向写作者吼:“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就问不到点上呢。。。。”而做过网编的我,也想象得出对方吼回来的话:“你牛,你一天跨领域编写3篇文章试试。。。。”大家都很无奈。 头疼时最想看的两本商业杂志就是《商业周刊》和《快公司》两本中文刊。“高举高打,不接地气”是朋友在《商业周刊》创刊时的评价,现在多了本《快公司》,我真是越来越爱读了。时间晚点就晚点,毕竟我对时效性要求也不高,看重的是文笔和分析,何况那又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另一个世界的人和故事隔着太平洋解读起来总会神话得好像幻觉。索性放弃接近性,考验下思维的跳跃。 越来越强调设计、美感、文字的杂志也总有把硬货埋没的危险。当初史玉柱创业是翻《销售与市场》杂志学战术的,你想如今的青年想折腾搞创业,大家通过什么渠道才能学到真本事呢?那些猫在一台台液晶屏背后的人们又在读到些什么渴望些什么呢?猎奇而又不适用的文章只能用作谈资,最终耗掉大好光阴,眼高手低,一事无成。 是仰望星空、还是脚踏实地,在杂志的世界里是真没有玩混搭搞中庸之道的,选择一条道路,走着。 最后一段写正文,回到标题杂志品:看看今天的配图,彭博商业周刊是如何制作封面的。(两年前,新闻别动队也曾传播了新老商业周刊如何在云这个话题上制作封面的对比,点这里)一晃两年时间过去,再想想今天的杂志世界,做得成功的都是一眼看得出杂志品的,可是,有几家呢? PS:文末平衡下,要不老领导和老朋友都会抗议。这句话是:商周的中文稿我也很期待,比如宝洁换帅这件事,外刊看财富,国内的影响就等赵轶佳写稿来着。比如王长胜,比如李志刚,再比如下去就涉及吹捧友刊了。对友刊的意见和建议也相应保留到领导请我吃饭的时候。 ——最后一个小问题是:一本版权刊(版权网站)到底应该有多少本土内容V.S.版权内容呢?或者有这个合适的点吗?

Read More 彭博如何做封面:一眼看出杂志品

近些年“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兴趣,以及台湾媒体报道大陆的动机,都越来越强(見前篇新闻别动队言牙文章)。”而《我是歌手》将这股愈来愈升温的文化交流暗潮逐渐曝露在了台湾主流媒体的窗口,令到媒体、甚至整个社会由此引发激烈的争论唇枪舌战。 对比香港媒体,几乎没有对《我是歌手》的报导或讨论,一来可能因为其中较少香港本地歌手的参与(黄贯中在第二场即遭淘汰,仅剩幕后音乐总监梁翘柏,而来自台湾的歌手们如杨宗纬、林志炫则一直活跃至决赛舞台),二来则可能是两地民众文化上的差异与语言上的隔阂,导致审美趣味大相径庭。 如果说民众的冷感源自缺乏对歌曲的情感共鸣,那麽媒体的冷感则可能因为忙于或大或小的政治笔仗而无暇顾及。Press Reference描述香港的新闻出版历史(Press History)时,开宗名义地表达了观点:香港的新闻出版历史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政治,并与其有着密切的关联。 (Hong Kong’s press history has deep roots and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Chinese politics.——更多信息参阅这里) 事实上,近代华文媒介出版最早便诞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区──上海与香港。到了19、20世纪之交政局云谲波诡之时,不少保皇党及革命党人来香港办报,旨在启蒙内地民众,号召改良或革命。1967年“六七”事件发生以后,港英政府才意识到要缩小与民众之间的沟通鸿沟,因而开设了“政府信息服务”(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GIS)用以发佈新闻,(现在香港政府新闻处仍设立着专门的政府新闻系统Government News and Media Information System)。而到了1997年政权移交前后,香港媒体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港英政府在最后关头实行民主选举改良的举措。整个港英时代,由于没有特别明确的审查制度,媒体批判当时的中国政权是被允许的,然而有关港英政府自身的负面报导却不太受鼓励。时至今日,香港依然没有明确的新闻监管机构或者新闻法规,所以“新闻自由”或者“言论自由”成了任何团体或个人发声的“免死金牌”。 于是,一方面由于没有新闻审查制度(censorship),另一方面由于殖民历史、一国两制、以及两岸关係等造成的特殊位置,香港因而形成了百家争鸣、且有复杂政治背景的媒体生态。 在这道复杂的媒体政治光谱里,大概可以区分出四类不同的媒体派系:第一类是具有中资背景的媒体,如《大公报》、《文汇报》和《香港商报》,前两者基本上是“喉舌”,后者则因偏重商业行情与信息、且定位珠三角市场,故发行量较大;第二类是亲建制派的媒体,如《东方日报》、《星岛日报》、《头条日报》等,其立场倾向于拥护现有的香港政府及中国大陆执政党;第三类则是亲泛民主派的媒体,《苹果日报》、《明报》、《信报》、《南华早报》、香港电台RTHK、商业电台CRHK等,在数量与影响力上都算得上是主流,也能代表相当部份香港民众的态度。其他的一些鱼龙溷杂的非主流媒体大致可以划归第四类,它们基本上以免费派发为主,有明确的宣传色彩,但受众和影响力都有限。 4月底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第三届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論壇在香港举行(前两届分别在北京和台北),这个民间交流性质的活动,阵容却不可小觑,梁振英、吴伯雄、李伟、张晓明等人纷纷加持助阵,事实上是个产、官、学界高层次对话平台。三地的《经济日报》中,台湾的《经济日报》成立最早(1967年),属于联合报系,立场偏蓝;大陆的《经济日报》1983年创办,是国务院主办的党报;而香港的《经济日报》成立最晚(1988年),属于亲建制派报系。——照例,这个活动没有在香港主流媒体中掀起波澜。 直到前几日,荷兰艺术家Florentijn Hofman创作的16米高巨型大黄鸭RubberDuck现身尖沙咀维多利亚港,惹来媒体和民众自发的关注,顿时全城都弥漫在“橡皮鸭出没注意”的热闹气氛中。或许有人会觉得无聊,但看看Hofman的聪明解释:“这是一只没有边界的鸭仔,它不歧视他人,没有任何政治内涵。”一句话已点出大黄鸭之所以如此受欢迎的深层原因,也许香港老百姓们早就厌倦了成日里新闻和报纸里的轮番政治轰炸(从佔领中环到码头罢工,从奶粉限购到雅安抗捐),渴望回归一个大黄鸭式的治愈系世界。

Read More “你闹歌手,我看鸭仔”——小析香港媒体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