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2012

上周,新闻界的两条新闻都和苹果的iPad有关。 第一条是旗下拥有包括《时代周刊》在内众多杂志的时代公司(Time Inc.)宣布,将在苹果的Apple Store中向用户开放订阅旗下出版的电子杂志。在此之前,用户只能在Apple Store中独个下载这些刊物,而不能进行长期的订阅。 第二条则是AOL旗下的新闻网站Huffington Post宣布推出针对iPad的电子周刊《Huffington》。 时代公司是一个出版平面杂志起家的传统媒体巨头,Huffington则是只有网站没有印刷刊物的新媒体公司代表,两家公司不约而同地拥抱iPad说明了什么?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越来越多的读者习惯于用iPad之类的平板电脑阅读杂志和新闻,iPad成为了一种主流。 不过,在这个简单的理由背后,这两家公司做出的也多少有点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先说时代公司的艰难决定。就在一年多前,公司的高管还对外宣传,将不会考虑在Apple Store提供用户订阅服务。理由是该公司希望自己来决定产品的定价权,并且自己直接掌握杂志订户的信息。在Apple Store,苹果公司会对下载收费拿走30%的抽成,而且用户支付订阅和下载时,其个人信息只会传送给苹果公司,而非杂志的制作者。 那么,是什么让时代公司如今改变了主意呢?一个有趣的背景是,几个月前,时代公司请来了战略咨询顾问公司贝恩(Bain)帮自己出谋划策。这令人怀疑,是不是Bain的建议改变了公司改变了主意。不过时代公司的CEO Larry Lang对此讳莫如深。 但有一个事实是,媒体公司们发现,虽然他们无法在用户下载时直接拿到他们的个人资料,但当他们在电子杂志的程序中要求读者们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不会拒绝,这样公司仍旧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开展营销活动。其次,虽然苹果公司拿走了订阅收入中的30%,毕竟自己还有70%,在成本相对不增加的情况下,多出一笔收入,虽然少了一块但也不错。这么想来,公司先前的两个顾虑似乎是可以打消的。于是,推出订阅也算是顺理成章。 而对于Huffington Post来说,推出iPad杂志反倒引发了质疑。反对者们认为,作为一家已经能够提供巨大信息量的新闻网站,不去拥抱代表时代发展潮流的社交媒体或是其它,而推出一本传统模样的杂志(虽然是iPad上的),是不是有点倒退? 对此,Huffington Post的创始人Arianna Huffington和这本新杂志的负责人Tim O’Brien在杂志的首发活动上表示说,公司希望能够在网站每天1500多篇报道基础上,精选出70-80篇,好比将它们串成一串项链,提供给读者们在周末享用。 显然,Huffington Post某种程度是希望这本杂志能够吸引一些不同的读者,他们可能平时没有时间浏览Huffington Post的网站,但是到了周末,他们可能会花点时间读下一周发生的重大新闻。新的读者群代表了什么?答案是更多的广告收入。 除此之外,这个决定的艰难之处在于,制作一个新的电子杂志需要耗费额外的团队和资源(这和时代公司的情况不同,时代本身已经制作电子刊物)。有人就觉得这样做得不偿失,例如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MIT Technology Review) 另外,苹果抽成的30%看起来又令人心有不甘,英国金融时报就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他们选择了脱离Apple Store自己单干。 可是,苹果Apple Store的庞大用户群体又颇具吸引力。Huffington这本新刊物刚刚推出,就在iTune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看起来它的第一步至少还算成功。 无论是时代公司还是Huffington Post,虽然他们的决定有点艰难,但在一个面对各种挑战和竞争的新闻时代,改变也许总比原地待命要好。而可以预计,更多的媒体公司和新闻制造者未来将会奔向iPad和Apple Store,而其中最大的胜利者是谁呢?答案就是Apple。   本文同时发于 TMT行业观察 作者新浪微博:@superlee传媒分析师 欢迎关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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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工作没了?是中国人抢了你的工作! 你国家要破产了?是那帮中国人在袖手旁观! 啥事都埋怨中国,真是太没有自尊心了。都是你你你你的错,那那那那是月亮惹得祸。啊呸~ 说完这帮自己不争气的国家,再给中国提点建设性意见。中国制造这些年来席卷全球,而中国媒体的影响力对内对外都没有跟上,养着《环球时报》这样的报纸只会窝里横。对外发声,个个都成了哑巴。这舆论环境上,那是内战外行,外战投降,好不容易省吃俭用吃垃圾食品长成个胖子,结果先是被自己人说适度容忍地沟油先捅一刀,又让外来人说你们吃地沟油,连空气质量都不让人家去分析,这让胖子以后怎么还好意思说走向世界呢,打肿脸硬撑着吧。 接着说德国。同为出口大国,德国成了欧债危机的大金主,希腊去年免了50%的债务,不勒紧裤腰带紧缩财政,如今又要赖账,你当德国纳税人都跟中国纳税人一样,德国公务员都会使出中国四万亿那样的昏招吗?玉石俱焚也不能让你们得逞啊,瘦死的骆驼也要比马大啊。 你看,经济学人出了封面说:默克尔不救沉船。德国报纸Handelsblatt紧接着就做出自己的版本回应:你们胖到沉底还怨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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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与国内一家著名新闻学院的同学聊天,逐渐聊到他们在学校里的新闻实践。 “一个学期大概要写多少稿子呢?” “有一次吧。” “写了什么题材?” “当时学校刚好组织了一次大型校园招聘会,老师便派我们去采访那个招聘会去了。”   听完有些苦涩地笑笑,这样的场景我再熟悉不过。大部分在国内读新闻学院的同学或许也有同感:四年下来,除了在校报上露上几手,都没在课堂上写过什么稿子。最早的新闻实践,都是从媒体实习开始的。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的媒体实习,一份国内颇有名气的地方报纸。第一天,带我的记者抛来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一个人名,一串号码。“这是**专家,你问问他为什么最近医院看感冒的人多了。”她说。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小纸片,庄重地走向电话,心里默念了无数遍问题,再拿起听筒⋯⋯ 这简直是历史性的一刻,我想。 在那历史一页翻开后的两年,我坐在纽约市西116街的Journalism Building里(这大楼在2012年的4月哥大新闻学院百年校庆后,正式更名为普利策大楼),心中同样激动不已。但屁股还没坐热,我们便被残酷的扔到了大街上——脖子上甩着一台刚刚领到的佳能G10, 手里抓着一只奥林巴斯录音笔。录音笔因为头上有两只形似耳朵的麦克风,被大家爱称为“米老鼠”。 在这之后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G10和“米老鼠”成了我们最忠诚的伴侣。 第一学期的核心课程与国内很多新闻学院一样,叫做“新闻采访与写作”。 每周有2-3次课,也从最基本的新闻导语开始讲起,再到故事结构,再到文本分析。课堂上10多名同学,一个主导教授,一个助理教授。但与其它学科不同的是,新闻学院的师生关系,更像是编辑与记者的关系。 但课堂授课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大多数的收获,都来自于每周最少一次的采访实践。而且教授们(或者编辑们)会要求你尽可能地选择没那么容易够得着的事件——在这个前提下,是没有谁会胆敢提出去报道学校内的校园招聘会的。 你只能跳上中国城的长途大巴奔赴两小时开外的康州,跟百无聊赖的新移民老在金沙滩赌场待上一天,在零下十度的半夜里跑出去跟拾荒者拣一宿的垃圾,或者在性派对中瞠目结舌之后偷偷跑到厕所写笔记。 最开始的时侯,我常常在街上傻站一刻钟,看着来来往往的路人而不知如何拦截开口。打电话时更是小心翼翼,一手记着笔记,一手几乎能把头发绞烂(人不知所措时容易抚弄头发,不信你观察)。睡觉时只要阖上双眼,一句话便在脑海里翻来覆去:Where’s the story…Where’s the story… 何伟先生的中国三部曲在国内大获好评。大家纷纷惊叹,《纽约客》的作者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外籍人士笔下的中国甚至比自己人写得更好。我相信所有好的写作背后都有值得借鉴的技术方法。何伟的方法有一点可能是国内大多数写作者不习惯用的:接近普通人,依赖普通人。 国内非虚构作品,更多依赖作者的主观观察和平时阅读学养积累。这种依靠主观观察为主的新闻写作,在国内是主流。它的好处在于叙事更宏观,但往往因为不够接近观察的主体,腔调起得太高,并且缺乏生动有趣的细节。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主观臆断过剩,与事实南辕北辙。 这不难理解。毕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与陌生人相识相交相谈,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需要后天适应与练习。这种技巧,正是应该在校园时期就得到训练的,而不应该等到真正到了记者的岗位上,在截稿的压力下,才开始一边摸索一边学习。 一周一次不限选题的采访作业上交之后,教授会接着进行详细的批改。每个教授风格不同。我们班上的Dale Maharidge是以写美国底层人民生活而闻名的普利策获奖者。他年纪不算非常老,却恨不得一副刚刚才学会用电脑打字的样子。 他要求大家必须用Courier New——早年打字机敲出的那种字体。还必须二倍行距——这样他就有空间在打印出来的文稿上用彩笔在上面乱写乱画。 完成这一切后,他终于用上了电脑,逐段逐句的敲出评点: “黄色处:‘社区’和‘居民’重复了,删掉‘社区’” “蓝色处:描写生动!我喜欢!” “第二页:63岁的王女士全名是啥?” 这有可能是一份比原稿字数更多的修改意见。 有了这些铺垫,一些学生完全可以直接把课堂作品拿去媒体发表。对于学生而言,在正式实习或者工作前,也有了一份自己的作品集,不需要从零开始。 新闻或许确实无学,但并非代表新闻学院无用。归根结底,这是一门需要自己锻炼,师傅指导的手艺活。没有一个仿真环境的训练,不会知道知易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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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无情,不停息往前进,能改变我们的记忆。” “A Women’s War”,一个关注越南战争,孟加拉独立战争中女性故事的项目。 烽火已经过去了41年,然而对于亲历者记忆也许依旧清晰。这是一个“后冲突时代”的回忆项目,孟加拉国独立战争的一年带来了惊人的暴力伤害,其中性侵犯或强奸犯罪的估计达几十万。对于灾难中的女性,战争就像烙印。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一个机会来谈论他们的过去。埋藏了40多年的故事,深深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 “这不是战争开始结束,然后各自回家。她们必须调和战争伤疤,处理身体精神上的创伤,这将一直徘徊在她们的生活里。”Elizabeth D. Herman 在采访中遇到女性大多很少被人问起过往事。平日里她们对此缄默不语,“那都是40年前的事啊。我(受访问的女性之一 于2011年)之前从未想要讨论这件事,没有空间讨论。” 战争并未让女人走开,她们不只是在战争中扮演受保护或被伤害的角色。“我并不想把女性仅仅描述为战争的受害者,她们也有士兵,战士的角色。”受访的女性大多有过藏匿武器,抚慰伤员,上前线,失去她们爱的孩子丈夫的经历。然而往往在战斗中,只有男性士兵能够得到政府的补贴。 这个项目关于往事,更关于记忆本身。它在乎那些在国家的宏大叙事中,常常被模糊被忽视的个人经验。 记忆可以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里,记忆被重新诠释,然后重新包装,成为政治的工具,售卖给寻求平衡,寻求答案的人们。或者,记忆也可能是一种权力,一种方式,来定义人一生的过程和行动的手段。 人类分享共同记忆,以人性道德的理由。“哪怕对那些与我们只有淡淡关系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由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藉由共同创伤的记忆,我们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徐贲《人以什么理由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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