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ruary 2010

去年11月,马家辉从香港来北京到单向街书店做讲座进行自己的新书宣传。在香港的时候,经常在《明报》副刊看马家辉的专栏,从他的新书《死在这里也不错》就能看出这家伙也是个标题党。这次讲座的主题是“城市书写”,我以前的同事郭玉洁主持,郭玉洁介绍马家辉的时候说:北京还是个很土的城市。我当时就笑翻了,大头真是直言不讳啊。 城市写作应该是一本杂志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通常意义上的城市写作并不是《新周刊》“第四城”的大专题策划,是只有一个或两个Page的短文写作。中国有《中国国家地理》等人文地理杂志,有Blogbus横戈同学的《城客》,也有仲伟志老师等人新创刊的《锦绣》这样的国家商业地理杂志。新华社的王军老师甚至出版了《城记》和《采访本上的城市》这样的专著。 城市写作最适合出版在《三联》和《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杂志开篇预热上。新闻别动队的面面同学跟进的《时代》杂志PostCard栏目就是这样的文章,想想在二三线城市,一本稍有知名度的杂志只需用一两Page的篇幅就能换到小范围的街谈巷议,想想也值得尝试啊在中国这样的报道还并不多,希望别动队的报道能让更多杂志考虑城市记录。 今天我们看到的图片来自Fast Company(《快公司》),图片上的城市是孟买。回到开头郭玉洁说得话题“北京是个很土的城市”,如果我没在香港生活过,我不会有那么深刻的感受。尽管北京CBD地区的国贸三期、柏悦酒店都以高作为卖点,但是,北京仍然是个平面的城市,理由,看看我们选的图。 如果你还不理解,你就想,为什么城市的发展要有立交桥?为什么上海会有高架?为什么立体的桥却只能为冷冰冰的机械汽车服务?为什么人不可以舒服惬意的进行立体行走? 在香港,从中环码头下来,人们会走过长长的天桥,直接从空中进入高楼林立的中环写字楼办公区,这在北京和上海,是这样设计的吗?即使在炎热的夏天,海风吹得半空中的行人并不感到炎热,进入写字楼区后冷气也会迅速接管行人,而在深圳,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之间的距离,也足够让我汗流浃背,狼狈异常。 在一个城市生活久了,会丧失对生活可能性的想象力。在天上,北京和上海之间早已有了飞行空中走廊,而太多的中国城市在地面上建起一座座高楼,而人们却仍然在平面上发展。中国地大物博,人们却丢失了对立体生活的向往,真是可惜。 PS:写别动队认识了“城市漫步”网站的Lorna,她说“写篇关于城市的文章吧”,我想了想,怎么也应该和新闻别动队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篇文章,你看到了城市报道,看到了立体的城市对比,接下来,就放开想象力吧! 9月,Cherry姑娘就去LSE读书了,伦敦2012有人预热了,Congrat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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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Tschichold之后的继任者是字体设计师 Hans Schmoller,在初期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引入垂直构成法,以改变目前略显呆板的横式布局,这无非是Jan Tschichold的扫尾工作,无论是横式还是竖式都没有牵动企鹅设计的胫骨,在这一点上 Hans Schmoller只是一位很好的继承者,当Jan Tschichold的设计遗产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之后,Hans Schmoller在方方面面都在捍卫这种“传统”,他像一个勤恳的质检员一样把关着企鹅的出品——这也是企鹅在几十年里保持品质的关键;在书籍设计方面Hans Schmoller势必遭受革新派海浪般的冲击。 接下来的第一股革新冲击来自于意大利设计师 Germano Facetti,他可谓是一个真正的杰出美术指导。从1961年起,在他任职的10年里不断起用众多著名设计师,使得企鹅设计在这个阶段到达了它的另一个高峰。 Germano Facetti先委托设计师Romek Marber对侦探小说系列进行改良,受瑞士学派影响的Romek Marber把所有的文字信息都以网格分割的编排法置于封面上面1/3处,字体取代为刚开始流行的Helvetica、Akizidenz Grotesk无衬线体,封面的下面留有大面积以绿和黑两色安排具有暗示性的插画。当这个如此现代的封面风格一面世就获得了巨大成功, Germano Facetti于是在“Marber构成法”的基础上对企鹅其他书系格式都进行了改良。鉴于企鹅当代小说封面风格滞后的现状,设计师兼插画家Alan Aldridge被委任为独立的小说系列美术指导。嬉皮士Alan Aldridge是真正的“视觉混乱”制造者,在他手里除了个人风格已经找不到企鹅以前的印记,如果有的化就是那个被放大的logo,其余你能感受到的就是60年代的躁动和激情。Alan Aldridge海报式风格的封面设计遭受的赞誉和批评几乎是一样多的,赞誉来自于市场获得的巨大反响,批评来自于书商和作者,因为后者在封面上已经找不到原属于自己的位置。已经隐退幕后的 Allen Lane适时地制止了这种混乱,因为在他眼里企鹅形象的延续性是最为重要的。设计主管 Germano Facetti则在变革和继承上竭力维持 一种平衡。 老Allen在他离世前的几年里始终担忧的是企鹅今后的命运,尽管有着丰厚的口碑和传统,但这只企鹅在资本市场面前已经显得衰弱了。终于在Allen Lane去世的1970年,企鹅被培生朗文出版集团买下。Allen身后的企鹅注定是一段艰难岁月,处于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它先前的领先优势已经荡然无存。曾经领风骚一时的几个著名书系在这个期间因为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而纷纷停止。1976年,为企鹅工作了27年的 Hans Schmoller退休了,这位老工人的职业生涯一直都恪守着企鹅“高品质”的准则,他无法预料的是,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Hans Schmoller倾注一生心血的字体设计部在2003年也被撤销了。到了80年代,企鹅图书在市场上看上去是最为廉价的那种。 在度过令人压抑的七八十年代,经过管理层的重新布局,企鹅开始了品牌重塑阶段。John Hamilton 和Jim Stoddart成为重新焕发企鹅设计的中坚力量。这个阶段设计的一个特点是向传统回归,无论是David Pearson的“Great Idea”系列,还是Coralie Bickford-Smith的“Hardback Classics”的重新包装,都体现着向企鹅设计传统的致敬。 经过70多年的历程,如果我们重新来定义企鹅设计的识别性的话,无论是Edward Young、Jan Tschichold,还是 Germano Facetti、David Pelham,他们都是贯穿在这条时间轴上闪亮的点,这条线最终指向的是对待设计的“高品质”,只有这个才是企鹅图书真正异乎于其他众多出版社的视觉识别,而不是被某种设计模板所能框定的。正是在前人丰厚设计财富的激励下,新一代的设计师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任重道远”。 Jan Tschichold之后的继任者是字体设计师 Hans Schmoller,在初期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引入垂直构成法,以改变目前略显呆板的横式布局,这无非是Jan Tschichold的扫尾工作,无论是横式还是竖式都没有牵动企鹅设计的胫骨,在这一点上 Hans Schmoller只是一位很好的继承者,当Jan Tschichold的设计遗产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之后,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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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卢涛*迷盒 当企鹅书籍设计师Coralie Bickford-Smith姑娘去年夏天收到《新视线》寄给她的企鹅专题时,这个一直很热心帮我们牵线的企鹅姑娘怒了,她发来一封置疑的信件,12个p的中文报道迁怒她神经的是那个她唯一看的懂的英文大标题:how those birds stink。这句话出自当年Edward Young在设计企鹅logo的时候跑到动物园蹲点回来说的戏言,卢涛又出了名的爱玩致敬,结果不小心就犯了很无辜的错误。哈哈,后来我还知道了stink,stank,stunk是多么脏的话。 言归正传,在去年4月份的《新视线》杂志里,卢涛和我策划了这个关于“企鹅设计”的专题,包括它的历史、作品呈现、设计师访谈、70周年书系及脉络图表。接下来我们将会在新闻别动队逐一连载。算是我和卢涛在新闻别动队的亮相。 那些企鹅的味道 一般来说,Allen Lane1934年在拜访著名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归途中因为发现Exeter车站里没有合适的阅读物,从而挖掘了平装书这个市场,进而一发不可收拾。从现在看来,企鹅帝国的开端未免具有一点传奇色彩。但可以肯定的是, Allen Lane是一个对市场极为敏感的人,他能预感到一个大众阅读的时代即将来临,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时代正因为他的小企鹅而加速了步伐。 在企鹅之前并不是没有过平装书, 德国莱比锡的Tauchnitz出版社30年代初已经用类似的概念试探了市场,甚至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已经有了这样的雏形。但只有Allen Lane赋予企鹅图书“高品质、低价格”的原则,造就了企鹅等乎于平装书的印象,它的开始是如此的一鸣惊人,以至于在半年的时间内企鹅就已经卖了100万册书!而企鹅之后更持久的成功除了积极面对市场变化的精神之外,很重要的一点Allen Lane以同样激进的态度改造书籍设计,在Jan Tschichold的40年代和Germano Facetti的60年代,企鹅几乎等同于“书籍设计”一词。 企鹅创始人Allen Lane 1940年,企鹅在英国的图书仓库,两名着工作服的男子正在视察仓库里的书籍。 最开始十年的企鹅封面用的是三段式的水平分割法,由企鹅标志的绘制者Edward Young设计。在还是繁复装饰、老旧迂腐的硬装书的包围中,这种简洁明快的封面无疑是树立企鹅形象的快捷方式。封面上除了“企鹅图书”用的还是传统的Bodoni特粗体之外,从书名到作者启用的是无衬线的Eric Gill——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成为了企鹅的经典代码。就在今年,英国邮政署为了纪念英国十大经典设计而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当中的一张就是由Edward Young设计的企鹅封面。 哪怕是在二战这样的灾年,对于企鹅来讲更是一个机遇:战时纸张配给制度使得口袋书更易于在前线流通;Allen Lane针对儿童战时教育问题专门成立了Puffin儿童书系;又不失时机地发起针砭时政的Penguin Special系列。1945年,就在庆祝企鹅十年之季,著名的“企鹅经典”系列的第一本——《奥德赛》出版了,这是伴随一代人成长记忆中的第一个脚印。 在战后重整时期,鉴于物资和人员的缺失而造成的出版品质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的企鹅仿效者切入这个市场, Allen Lane从德国请来了当时最杰出的设计师Jan Tschichold来掌管设计,企鹅从此迈入了真正制定行业标准的阶段。从1947-1949,Jan Tschichold虽然在位只有短暂的三年时间,但他高效地设立了一整套书籍设计体系,从前期的封面模板到各印刷厂的字体运用,Jan Tschichold都事无巨细地设定了规则——著名的《企鹅设计构成法》。从现在看来,Jan Tschichold几乎是以一已之力创造了一套从桌面排版到印刷的整个流程,这基本改变了当时各个印刷厂制式不同的混乱局面。Jan Tschichold的设计框架是如此深入的渗透在企鹅肌体里,以至于成为之后六十年来几代设计才俊们革命的对象。 Jan Tschichold (1902-1974) Head of design, Penguin Books, 1946-1949 (to be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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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去年6月的Esquire杂志封面,大概在5月10日就已经出街。按常理来说,新闻别动队不会报道这么没时效性的事件,但当我们这样做时,那一定是这件事的重要性异乎寻常。 别动队的四娘同学之前曾先后报道了《名利场》和《Vogue》的封面摄影师,今天我们要提的是个另类摄影师:Greg Williams。 他是搞视频摄影的,如果你还没听说过“视频摄影”这个概念,那么先想想视频截图,基本概念就掌握的八九不离十了。 这期Esquire杂志的封面姑娘是Megan Fox,去年6月正是变形金刚电影席卷全球的时候,她就是“变形金刚女孩”,提前推出她的封面,也算颇有眼光,但一流杂志能做的绝对不仅如此。 Esquire推出了视频封面的概念,Greg拿得是自己的Red One照相机(这是款可以进行视频拍摄的照相机),他从Megan早晨起床开始拍,接着拍游泳、烧烤、化妆等一系列生活场景,最终选择了这张照片登上了封面。 如果你还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先去看看Greg的拍摄视频。 注意到视频最后Megan在封面上的动感封面了吧?然后,展开你的想象力,如果你不是在互联网上,而是在Kindle或者iPad上看到呢?这难道不是杂志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吗?这就是哈利波特系列中的图片会动的魔法报纸啊! 媒介日趋融合之后,视频不仅是作为传媒“衍生品”存在,而会与传统内容融合,登堂入室,而媒介融合之后的社会影响和商业价值不可估量。 《中国周刊》的朱学东老师在最新的文章中说:中国的传媒业竞争还是低水平消耗战。对此,别动队深表赞同。 在美国,连颇为传统的《大西洋月刊》都可以养着Andrew Sullivan进行网络新闻创新,但在中国,却很少有传媒机构会关注最新的杂志动态,更不要说进行更前卫的新闻实践了。 每当看到英美新闻媒体那么优秀的创意时,我总会有Copy to China的冲动,但时间、金钱的投入让我总是无以为继,而指望我们的队员无偿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总会让我很是抱歉。 PS:中国传媒业的崛起标志就是像别动队这样热爱新闻的媒介网站可以生活的很好,有真正懂得传媒运营的企业家愿意为这样的媒介网站投资。投资这样的网站不会赚大钱,却是在为传媒的未来投资。和气候变暖议题一样,经济学的外部性原理让现实的企业家群体都学会了坐享其成,而不愿意做有担当的人物,这也是朱老师所说的,中国传媒仍处在低水平消耗战的重要原因。 但是在中国,真得有这样的传媒企业家存在吗?

Read More 杂志视频封面:玩得就是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