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May, 2009
左边这位老兄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总编辑莱昂内尔•巴贝尔(Lionel Barber)，2005年11月上任。 他在最近的金融时报上说出了此次金融危机，财经记者的四点不足，曾经在FT中文网简短翻译，但我认为，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没有显现出来，而且背景信息不足，所以二度加工翻译。 第一，金融记者未能判断场外衍生品交易监管失效的重要性。本世纪初网络泡沫破灭之后，信贷开始膨胀，场外衍生品交易带来绝大部份风险。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反对监管金融衍生品交易，但很少有评论员对他进行批驳。很长的时间，从记者到评论员对放松监管的趋势都过于放心。 第二，除了少数特例，记者们未能认识到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所享有的政府担保可能造成的风险。格林斯潘很早就对两房的风险提出过警告，这一点上他是有功的。可是，难道让记者们去攻击让更多美国人拥有自己住房的理想？ 尽管这不是财经记者的借口，但对记者来说，攻击“美国梦”显然是政治不正确的。 第三，记者们未能判断出银行表外融资增加有多重要。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le II)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可采用杠杆率做出了规定。2004年，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决定放松杠杆监管，可是，很少新闻机构对此作出报道。此外，信贷繁荣期时，新闻媒体也没有充分报道结构性投资工具的爆炸性增长。 第四，金融记者过于迟钝，未能意识到金融体系的崩溃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如此深远的破坏性影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监管者和经济学家（是谁拯救了贝尔斯登，谁让雷曼破产的？）。有太长的时间，太多的专家将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视为两个平行的世界。这种观点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PS：“四宗罪”是我起的名，因为财经新闻更是需要优雅的标题党。在“四宗罪”之中，我没有想到第二点，如果财经记者开始攻击“美国梦”，会发生什么？美国记者不经意间学会了如何“讲政治”。但我更想知道，在中国的崛起中，又有哪些是“美梦不能醒”的领域，铁窗中熟睡的人们又是否经得起呐喊？ 附背景信息： 许知远和黄继新02年去FT时采访的是巴贝尔的前任安德鲁·高尔斯（Andrew Gowers），历史的轮回开始出现：高尔斯曾是德国FT的主编，当时他战胜了负责FT美国业务的罗伯特·汤姆森（Robert Thomson），当上了《金融时报》总编辑，落败的汤姆森则被默多克招致麾下，去英国《泰晤士报》出任总编辑。（详见《思想的历险》）而巴贝尔正是接任的汤姆森的美国业务，最 终又替掉了高尔斯，成为FT老大，巴贝尔大学那会儿是在牛津学德语和历史专业的，最终胜出的不是德国，不是美国，而是德国加美国…… 糊涂没？其实就仨人名……如果这个没搞糊涂你，我再加进去这仨人年龄，高尔斯1959年的，汤姆森1961年的，巴贝尔1955年的，姜是老的辣吧。 如果你还清醒，我再会加入“布鲁塞尔”变量，巴贝尔曾任布鲁塞尔驻站6年，彭博的主编马修·温克勒（Matthew Winkler）在《华尔街日报》时也曾在布鲁塞尔跑债券新闻，为什么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重要？仔细看，你已经知道了。 图片出处：这里。
这是我的偶像，他是Thomas Crampton。2007年9月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Summer Davos）时，我第一次近距离看Thomas采访。他和我的工作牌不一样，我挂得是媒体Press的黄牌，Thomas作为青年领袖（Young Global Leaders）挂得是白牌。会议间隙，他会拦住参会嘉宾到一个人少的地方，用他的手机拍摄5分钟左右的视频采访，然后稍作剪辑就上传到YouTube等视频网站，并在自己的个人网站同步更新。他当时绝对把我给震了。 回到北京，我开始收集Crampton的资料。他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后又前往爱尔兰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和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读书。 随后他来到亚洲，最早（1995年到1997年）在泰国《亚洲时代在线》（Asia Times Online）工作，随后加入《国际先驱论坛报》（IHT）和《纽约时报》，曾在泰国报道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报道台湾大地震，2003 年在香港报道SARS，2004年报道美国飓风，他既能报道苏丹内战和斯里兰卡战争，也能报道法国戛纳电影节。他会说英语、法语、泰语，现在又在学普通 话，我一直觉得他是不是应该生在文艺复兴时代。作为国际新闻记者，他真得能在五大洲采访，并开辟亚洲专栏谈论亚洲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他是第一个报道他信2001年当选总理的记者，但是你能想到2008年的他拿着手机视频采访泰国前总理他信吗？他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边走边采访斯蒂格利茨（我一直设想那是怎样的姿势），他坐到第一排，举着 手机对索罗斯讲演录音采访…… 他和《快公司》（Fast Company）的Robert Scoble是视频新闻领域的先行者。我曾经跟贴询问，你们都用什么手机啊？他回答：我俩都用Nokia N95。 他现在是奥美公关的亚太地区360数字影响力的总监（这个名词翻译过来真没什么气势，英文是Asia-Pacific Director of 360 Digital Influence at Ogilvy Public Relations Worldwide） Crampton最近针对《纽约时报》对《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改版很愤怒，为了介绍这件事的原委，我要先介绍下我偶像，然后另文解释他做了什么。 Crampton的路是我想要追随的路。他应该是所有关注新闻业未来的人应该留心的人，他的个人网站的GooglePR达到6，和Keso一样。你们都等着，我们别动队不会落后很长时间的。 他的个人网站在：这里。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是不是不想做戴笠的特务就不是好特务？先不讲这么头疼的问题，先介绍本文中心思想：这篇小文主要讲记者如何考证历史。 先从电视剧开始说，光看《潜伏》是不过瘾的，如果想延展阅读呢，小说要读丁三的《蓝衣社碎片》，学术著作就一定要读魏斐德这本《间谍王》了。魏斐德的中文名字远没有英文名字“Wakeman”好记，你只要知道魏斐德曾经有20年时间，每天只睡4小时，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总是“醒着的人”了。 读《间谍王》太废眼，不能像读小说般一目十行，阅读总是被密密麻麻的圈圈注释打断，魏斐德用这种方式告诉读者，自己言出有据，他负责平行叙述，而读者自愿选择。记者是没法这么写文章的，但历史真相却只能如此靠近。 将漫长的历史压缩在只言片语之中，态度只能是“不轻信，要旁证”，当如今的新闻媒体以“专访”、“独家”来标榜自身权威性的今天，记者如何才能与时间赛跑 获得“旁证”就成为关键。看到最近章诒和描写聂绀弩、黄苗子的文章，想到不久前关于“鲁迅如果活着是否进监狱”的争论，类似这样的报道并不缺少当事人的一 手采访（甚至记者都不用采访，这帮大人物文字功夫了得，直接写将出来，就有如重磅炸弹）。记者此时能做什么？记者是怎样的变量？如果让我去操作类似选题， 我会全力以赴得去寻找“旁证”。在历史领域的研究中，什么样的资料才是“信史”，每个人的标准似乎都有不同，但从研究方法上看，没有“旁证”，即使是一手资料访谈，可靠性仍然大打折扣。 戴春风、戴笠、戴雨农，江山戴家，民国的故事真是宝藏，既拥有历史的传奇，又具备近代的真实，三通后，有没有人感兴趣去台湾地区翻翻档案呢？ 回到文章开始，一名特务的职业生涯规划终点是不是必须指向戴笠的位置呢？戴笠生前领少将军衔，但并不是所有少将都是戴笠。身为特务，心系祖国，即使想当将军，也有多样选择，就好象当宰相，不能因为秦桧是宰相，就说做宰相得都是秦桧嘛…… PS：想起大学时，学生社团争相登场，同学们为了要不要选“力行社”这个名字辩论了半天，后怕啊……没有Google的时代，是多么容易犯政治错误啊……
假如在中国彩票中了500万，听上去钱够多吧，可是缴完税，再在北京、上海买个房子也就不剩啥钱了。好，你不服，给你500万美元，足够钱生钱吧，而且你还特有远见的把钱给巴菲特了！ 5月2日，巴菲特在波克夏股东会上用一张幻灯片展示了他怎么花这500万美元：2008年12月29日，老巴投入500万美元买了美国国库券（T-Bills），为期4个月，正好在股东会召开前到期，想想那500万，还是美元，能生出多少钱来？ 成绩不错，账面多了90块7。真行，4个月，500万美元竟然赚了快100美元啊！ 这个故事，应该可以激励所有人开始努力工作吧，钱生钱的梦想实在是太渺茫了。 或者，听了这故事，人变得更加厌世了，都挣那么多钱了，放哪还都不能省心…… 如果你还剩点点信心，那就继续听来自波克夏股东会的后续报道吧。 PS：媒体太不省心了，连这次股东会的人数都报不准，华尔街日报说股东会去了45000人，台湾商业周刊说只有35000人，这1万人差距呢，太不靠谱了…… 图片说明：今年巴菲特在股东会上说：“他1952年结婚蜜月时，在拉斯维加斯看到了不少从纽约来得人，衣冠楚楚，却做着愚蠢的事情。” 没想到过了56年，来自纽约的人还是衣冠楚楚，也还是在做愚蠢的事情……所以配图：“唉，这些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