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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坦白，在哥大新闻学院，印象最深的一课，不是怎么去当一个战地记者，不是熟练地剪拼视频文件， 也不是用各种工具去追寻黑金来源。而是最最基本的—-处理好每条稿子的消息源。 在纽约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一位自称过气演员的黑人。我与他在中央公园的长凳上聊了一下午，他绘声绘色地讲了一天他的人生故事。我回去整理完录音，开篇第一句话写道： “人们常说，你在中央公园里遇到的人十有八九是个艺术家，至少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老师读罢，问了一句让我当时目瞪口呆的话—— “你这里的‘人们’，是谁？” 在国内时，习惯了报纸上的“有关人士说”“据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士称”，总觉得“有关人士”后面说的内容，比这“有关人士”到底是谁重要许多，脑子里也完全没想过这问题：到底谁是这些有关人士？ 出于对稿件信度的考虑，也为了使刊登的故事尽可能地免受法律之责，美国媒体对于每一条引语的来源慎之又慎。编辑一旦看到故事中出现语焉不详的“有关人士”，必然会本能的皱眉头。 好吧，以后便不随意说“有些人”“有关人”便是。后来到唐人街采访，访问不少中国新移民，因此报道里，又有了“小李说”“老王道”之类。教授仍旧是在一旁打问号：哪个李？哪个王？ 我试图解释：咱中国人啊，不大习惯给陌生人说名字。教授不理，只问：你试过了吗？ 与采访美国本地人不同，采访中国人，确实要在压榨受访者全名上花更多的精力。10个受访者里，或者有5个不愿说名字，4个只愿意告诉你一个姓，但总有那么一个，既愿意告诉你全名，也能给你相关的信息。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概率问题，只要采访功夫到了，并非不可能的任务。 于是，下一个问题你肯定要问：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去要一个名字？ 首先，这是对消息源的束缚。当你知道你的名字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你必然会对发言更加谨慎，更加负责。一旦出事，你要承担责任。最近美国广受欢迎的广播节目This American Life邀请的嘉宾在自己对富士康之旅的叙述中多处做假，被发现后不但让TAL丢脸，也在美国媒体圈里引发了轩然大波。 其次，也是对记者的束缚。我过去在某内媒实习时，向一些法律背景的硕士、博士请教过问题，但见报之后，这些人却被记者处理为“某法律界人士”。如果信息源实名，记者这样的“懒”也就没法偷了。《纽约时报》在经历了2003年历史上最大的抄袭丑闻之后，对信息源的要求更加的高，除了非常情况（即使如此，还要解释匿名的原因，比如可能导致对方解雇，影响人身安全等），都要求实名。 再次，这是对公众知情权负责。当一个消息源有具体出处、身份、背景时，公众就能自行判断整条消息的质量，从而决定是否应该采信。反之，如果都是含含糊糊的“消息人士”，公众就会自警，得掂量掂量这新闻到底该怎么读。 最后，无论出于法律风险，还是政治风险，实名消息源使媒体可以做的自我保护。 对于新闻专业学生，还有一条让我们热爱实名信息源的理由：把每条新闻的引语出处勾出来，就能逐渐积累到该题材的专家名、机构名，下次能拿来自用。 说得容易，但是匿名源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比如说，好不容易采了一个大咖，对方说得滔滔不绝，拳拳到肉，但唯一条件是不能署名。而原则性很强的编辑却说，没名儿的材料我能不用。怎么办？ 这种弃之可惜，用之不能的苦楚，只好坦然面对。Sorry, next。 至此，我猜肯定有同行会长叹一口气道：你说的是西方新闻守则，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实际操作中，还是要考虑国情。在解决技术难题之前，动辄先把责任推到“国情”身上，其实对提高媒体的专业水平有百害而无一益。我只好模仿教授老气横秋地问一句： “你试过了吗？”
有一阵没写别动队文章，事出有因。经过痛苦的内心挣扎，我就要离开我供职一年半时间的搜狐财经中心。与以往换工作不同，这一次我心里没底。别看我总在别动队指指点点，但真正要换工作时，我还是要对自己诚实。 对一个而立之年的未婚男青年来说，我有点明白什么是女孩说得有房有车的安全感了。我不需要买车买房，但我需要有体面的工资，可以让我有买得起房开得起车的奔头。看着熬夜写稿掉在枕头上的头发，看着镜子里发际线后移的大叔，我知道我需要终结这种用体力写稿挣钱的生活状态了。 生活大爆炸里Sheldon对Howard说：“我不是说你做得不好，你做得相当好，我说得是你做得东西是没有意义的。”自从世界有了意义，人类有了追求，快乐就需要寻找了。工作是否有意义见仁见智，但是实打实的工资应该看得见摸得着。即使是别人看来没有意义的工作，至少要有钱吧。 在我们这个工资每况愈下的新闻业里，其实还是有高工资的工种存在。在那些提供行业数据的领域，提供初级资讯解读过滤的机构，一个初级员工比传统媒体资深记者的工资只高不低，更重要的是，那是一种更为有规律的生活，人们不用为今晚几点调油价，周末会不会降准备金而忧虑，下班放心睡，因为世界上总有人醒着，they will cover your shift.这种工种，并不是冲锋陷阵，他们与那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新闻人形象相差太多，甚至在大学里，都没有教师知道有这些工种的存在，于是，一代一代的新闻学生都沉浸在对扒粪记者的集体崇拜之中。 一方面，我对自己说，我需要高工资的工作。另一方面，乔布斯对我说，人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说完，他死了，剩下我去找寻意义。高工资和改变世界这两种生活是Follow the rule和Let’s change something之间的选择。这个时候，如果一休出来说：行了，到这里吧，就到这里吧，再见吧。我就可以改头换面全力去挣钱，不想宏大叙事，拯救地球交给奥特曼，天塌下来还有姚明。可惜，星爷在另一边说：人没有了理想，和咸鱼又有什么分别。 林间有两条路，人们总会去想那条没有走的路。岁月流逝，日久天长，人生从此全然两样。 时隔六个月，我又回到了香港，回到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我需要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些底气，找到一些动力。我的迷茫基本上还是眼高手低的痛苦，“坐言”在行，“起行”玩不转。未来，就要找到一个平台可以去让我做到“知行合一”。 陈院长给了我很多建议，从工作选择到职业发展。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是港大毕业的，你有文章见识，不能让别人小瞧，工资要对得起我们学校。”对我这样不好意思谈工资的人来说，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PS：图片是Facebook上去年10月放出的学院照片。我们上课的地方是香港一级文物保护建筑，建于1914年的仪礼堂。
新的一周从电视开始。 照片上这个人叫Parameshwaran Ravindranathan，是彭博电视亚太区主管。（我一开始也为这让人难忘又无法记住的名字所震撼，没关系，他还有一个名字叫Parry）这周一上午，Parry来到港大JMSC课堂，介绍彭博电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堂一个半小时的课，让我真正体会到与业界领袖近距离接触带来的振奋，前前后后，我向Parry提了七八个问题，什么叫醍醐灌顶，算是体验过了。 彭博商业周刊大概是别动队谈论得最多的一本刊物了，但彭博电视涉及得相对较少。今天就让我们集体补上这一课，也希望下面分享的内容对国内财经新闻和电视业同行们有所收获和启发。 彭博电视成立于1994年，目前在全球有146个分社，2300多名记者和3.5亿万户观众，是亚洲和欧洲收视率最高的商业新闻频道，在美国暂时落后于CNBC。 2009年的转型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2009年之前彭博的电视节目，我没看过，但据Parry说，此前很长时间，电视都被认为是彭博终端业务的一个营销工具，节目内容基本上是终端内容的复制，枯燥冗长，一方面没人看且没法看，一方面还烧掉了不少钱。直到2009年，彭博新闻部门从B2B向B2C转型，电视走在了转型的最前沿，彭博自此成为电视界真正的大玩家。 此后，彭博广泛参与到商业领域之外的报道中，举两个例子：今年年初的埃及动乱和日本地震，彭博电视派出的记者和CNN的一样多。这样的投入对于专业的商业新闻频道来说不仅稀罕而且新鲜——传统商业新闻电视节目基本上停留在演播室，漂亮的主播和不怎么漂亮的嘉宾在桌前正襟危坐，谈论当日股票行情。Parry说：“我们不想再只坐在桌前，这些事件太大太重要，我们无法忽视。” 彭博电视未来还会向大众新闻领域继续拓展，这是一个确定不移的趋势。很少有人知道，彭博在喀布尔还有分社，而喀布尔可没有彭博终端。不过，这不意味着彭博要和老牌的全天候新闻频道CNN及BBC打擂台，彭博的出发点和优势仍在商业领域，而任何一个新闻故事都有一个从经济或商业来讲述的维度，比如对利比亚局势的报道，彭博就把注意力放在骚乱中的利比亚经济。 终端与电视的权衡取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彭博电视的收视率飙升了40%至50%。我问Parry，那你们是不是从金融危机里赚了很多钱。他说没有，收入甚至还有下降，因为许多广告合约都被推迟——收视率上升，收入却下降，这是经济情况不好时才有的怪现象。 但糟糕的经济确实让彭博从终端销售里大赚了一把，因为太多年轻的经纪人被解雇，不得不买一台彭博终端，出来创业。 终端一直是，并仍将是彭博的核心业务，也正是这个支柱，让彭博在商业新闻领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Parry说：“在电视部门，我们每天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放多少终端上的内容到电视上才算合适。我们仍在寻找这个度，因为我们并不想只面对经纪人和银行家，而要面对更广泛的观众。” 彭博电视在中国 这是之前韩巍托付的问题——CNBC与SMG2003年起就开始合作，而路透与央视财经频道也有合作协议，那么彭博呢？ 我把问题捎给Parry，他一听我问中国市场就乐了，说中国是一个棘手(tricky)的市场，一个很难进入又极有“钱景” （extremely lucrative）的市场。好消息是，Parry非常肯定地告诉我，明年就会在中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只是他也很明确地说，不能透露合作伙伴是谁。既如此，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彭博电视需要什么样的人 大概不少人以为，一定要在经济或金融领域有够深的底子才进得了彭博，Parry否定了这种看法。作为彭博的制片人和记者，你需要拥有的是想象力，并能够享受电视节目制作的乐趣；作为主持人，重要的是仪态、气质和临场应变能力。至于专业功底，可以在加入彭博后通过密集培训达到。 Parry说，漂亮的主持人们被招进来后，首先要面对的是长达三个月极其枯燥的终端业务培训。即便是做彭博的特约记者或制片人（freelancers），都必须接受终端培训。（从这个意义上讲，彭博为业界培养了多少优秀的财经电视人啊。） Parry特别举了Betty Liu作为例子，一样经过密集枯燥的培训，从零开始到成为代表彭博电视的一张面孔（关于彭博这位当家主持，详见别动队之前的报道）。 彭博电视未来发展趋势 Parry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 You can’t have one product for everywhere. 所以，针对不同地区的市场将节目内容本土化，是彭博电视未来着力的方向。彭博电视几天前刚刚在蒙古成立了一个新频道，将在明年三月正式开播。未来3-4个月内，还会在沙特开设阿拉伯语频道。（这段时间在香港，发现不少外国人都关心中国央媒的海外拓展。不知道Parry这句话对忙着建新分社的同行们有没有启发呢？） 除了本土化，还有定制化，这个体现在彭博电视的数码平台上。最新两个APP是iPhone的Bloomberg Radio和iPad 的Bloomberg TV+。TV+可不是传统电视的移动缩小版那么简单，在Bloomberg TV+上，你可以下载节目线下观看，在线收看时能同时获得你关注的公司和人物的信息，设定节目时间提醒，定制你自己的数据和信息服务。(关于彭博商业周刊APP的讨论请见这里，这里和这里。) 除了智能手机APP，彭博电视还涉足各大智能电视平台，包括 Google TV, Net TV, Apple TV和Samsung Smart TV。最令我兴奋赞叹的是，Parry说彭博还有专门适应移动平台传播方式的电视节目内容。(看看，彭博可没有将APP当成狗皮膏药，一贴了事啊~) 不过Parry也坦承，未来华尔街日报与FOX的合作，将对彭博电视构成很大挑战。（不知怎的我就联想到了财新与亚视的合作，期末还有一篇陈婉莹老师布置的论文，分析财新传媒，希望财新的前辈们到时不吝赐教啊，晚生在这先谢过了~） 最后分享一点Parry本人的经历。Parry今年三月在香港走马上任，此前主管印度区的电视业务。在加入彭博前，他先后供职于CNN、CNBC和Al Jazeera English。Parry特别回忆了他在半岛的日子： “半岛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尝试，因为半岛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尝试。多哈的策略基本上是，用大把钞票在全世界笼络尽可能多的好记者，然后把他们放在一起，看能产出什么样的结果。他们投入的钱超过任何人的想象，团队的规模异常庞大，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在半岛的日子，让我在团队管理上收获颇多。”（想更多了解半岛电视台，请看我在别动队之前的报道。） [...]
交通事故天天有，通货膨胀月月讲，连金融危机都变成一年一度了。在这个信息过载谣言泛滥的年代，我（的微博）深深对一切新闻感到疲倦。从去年二月希腊政府宣布要勒紧裤带度日，欧债危机已经绵延18个月，大国互相推委，小国避之不及，剧情比锋芝闹离婚还要纠结。小两口打架大不了散伙，货币共同体闹危机可是人类历史第一次，一不小心咱们都成了见证历史的人。 照片上的这个人叫Hugo Dixon，是汤森路透财经专栏Breakingviews的创始人。他曾经是Financial Times 王牌专栏Lex的首席写手，2000年创办了Breakingviews.com并在四个月后果断开始收费服务，因为坚信市场对“超高品质内容”（premium high-grade content）有需求。 从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到每日电讯报，Breakingviews整个吃了一圈欧美大报的流水席，最终2009年被汤森路透买下。这桩收购别动队当时也有报道。 这周四Hugo Dixon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FCC）演讲，给当地的专业人士聊他对欧债危机的看法。借着要交作业的机会，我也蹭了进去。本来是想听听他的预测，看看火什么时候烧到亚洲大陆这一端，结果预测没听到，到是听来不少挺有意思的事，列出来和大家分享。 第一，当大家都把观注焦点放在笨猪四国（PIGS）的时候，其实真正的隐患在意大利。如果欧洲大陆真的有一天崩塌，那肯定是因为意大利政府，或者说是贝鲁斯科尼的失调。（可怜的意大利人三次选择了贝鲁斯科尼……）所以真到晚不得已的时候，为了保全欧洲，就让意大利崩溃吧。 第二，不过Hugo Dixon也承认那样的选择是灾难性的，所以尽管意大利太大而不能倒，也太大而不能救（too big to fail and too big to bail），作为G8一员的意大利却完全有能力自救。 Hugo Dixon给了一个数据：意大利人的家庭净财产是8.2万亿欧元，而一直被认为是欧洲老大的德国，比意大利多两千万家庭，但净财产只有6.2万亿欧元。也就是说，按人均占有的财产算，意大利人要比德国人富得多，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请德国人来救他们。 为什么意大利人这么有钱？他们是要爱存钱些，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不交税！这样一来问题就好办了——开始交税吧！ （如此，问题的焦点又再次绕回意大利政府和老贝身上，看看，经济改革到最后总是被拴死在政治问题上。） 第三，关于欧元的整个计划太过早产，欧元区内一些国家其实不应该被批准加入，但是已经挤出来的牙膏放不回管里了。欧洲既没有准备好迎接统一的货币政策，也没有准备好迎接统一的财政政策。除了已经享受过求助的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外，可怜的塞浦路斯也在十万火急的关头。他们当年从俄国人那拿到大笔贷款，可是国内找不到投资的地方，于是都投进了希腊的政府债券…… 第四，我问了Hugo Dixon关于中国的问题，他说不相信中国还会再出台像四万亿那样的大单，（放眼全球，任何着眼于量化宽松的政策收效都将极其有限）尽管中国的财政状况要好得多，也不意味着有无限能量可以继续将钱投在这些回报率近乎零，且只被有限使用的基建设施上。(说到这时，他很客气地改口说with limited use，而不是useless） p.s.记得北京的FCC常在三里屯的老书虫碰面，有不少活动既没有严格的会员准入，也不用收费。 p.p.s.想看视频的同学请翻墙后猛击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