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档案

今天的文章起源是仇勇老师写得《牛文文的新媒体再思考:传统媒体是华丽的无用,新媒体关系应该类宗教》,建议各位先读读。我很关注传媒的转型,而前辈传媒人的努力总是值得学习借鉴,看完仇勇文章觉得有些话要说,给虎嗅文章回应没被采纳,也只能用别动队平台表达下了。 1.我很俗。我喜欢算钱。我以为新闻转型的成功标志之一是经济上的成功,所以我关注创业家创办5年时间,想知道的问题是:创业家收入现在能有多少钱?按照仇勇的写法,收入结构是纸刊四分之一,黑马系列六成,剩下整合营销(15%)的话。我们开始算钱,如果创业家 i) 年入2000万,那么纸刊500万,黑马1200万,整合营销300万。 ii)如果年入5000万,那么纸刊1250万,黑马3000万,整合营销750万。 iii) 如果年入1个亿,那么纸刊2500万,黑马6000万,整合营销1500万。 能否解读这个数据,能证明你是合格的传媒人还是在看热闹的,因为通过这个收入,你可以判断各个业务的体量,以及未来是否存在天花板。 2.既然黑马系列是媒体转型增长热点,那么分析的当然要围绕黑马系列,这个系列是卖得冠名?是向学员收取费用?是做媒介向促成的投融资收中介费?黑马系统内收入比例如何,多少人在做,这块业务是否存在竞争,行业规模有多大,回答这些问题对媒体转型显然更有贡献,因为这是媒体集团中脱媒化的业务增长,而不是转而去务虚谈论新媒体宗教关系。(如果想问得更深,当然也可以对比分析黑马大赛与创业邦的创新中国、36开放日等的不同,可以去分析为什么所谓的“传统媒体”无法去做黑马系列?放到国际上,华尔街日报现在的创业视频比赛项目相当火,为什么是WSJ不是Business Insider?) 3.我不同意传媒人要“去精英化”、“去我化”的说法。这背后是对新闻和服务的理解。第三产业做大了,到处都是想提供服务的人,但新闻在服务之外,还有专业性的问题,术业有专攻,这不只是对媒体人的价值判断,更深的是对人性的判断。对读者来说,光是提供针对性的服务是无法带来触类旁通的提高的。或者退一步说,去了精英,去了我,发帖堪比网编,置顶业务熟练的记者,市场能开出的价码是多少?这群记者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我直观觉得创投企业从传统媒体找分析师、投资经理,是不会找这种在文章写作中“去了精英,没了我”并秉承服务理念的记者的吧,如果张亮、张颖、熊晓鸽各位老师能看到这个文章的话,你们觉得呢? 4.同样不认为创业家会率先停掉纸刊,走向网络。看看爱黑马网现在的页面,聚合了中国各种科技类网站的新闻,看不到和其它科技站差异化区别,我不认为用户会为没有差别的东西付费。《创业家》杂志的价值是在五年时间沟通了创业者和投资者,它和其它编译起家的科技类媒体不同的是:它的报道对象是本土的,它有原创,它的读者是包括创业和投资者的。停掉这本刊物,黑马系列又凭什么优势去做新闻做大赛?不会单纯通过碎片化的微博去接触领域繁多的创业者的。我甚至觉得老牛把它做成黑马系列DM刊都不会停掉。 5.想说下仇勇提到的传统媒体“华丽的无用”。我想文中提到的老牛送杂志收到的“10万个真实读者信息”就属于这种华丽的无用,真正应该问得“低调的有用”的问题是:去年创业家送杂志拿到的8万个真实读者信息,在这过去的一年里是如何使用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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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与国内一家著名新闻学院的同学聊天,逐渐聊到他们在学校里的新闻实践。 “一个学期大概要写多少稿子呢?” “有一次吧。” “写了什么题材?” “当时学校刚好组织了一次大型校园招聘会,老师便派我们去采访那个招聘会去了。”   听完有些苦涩地笑笑,这样的场景我再熟悉不过。大部分在国内读新闻学院的同学或许也有同感:四年下来,除了在校报上露上几手,都没在课堂上写过什么稿子。最早的新闻实践,都是从媒体实习开始的。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的媒体实习,一份国内颇有名气的地方报纸。第一天,带我的记者抛来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一个人名,一串号码。“这是**专家,你问问他为什么最近医院看感冒的人多了。”她说。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小纸片,庄重地走向电话,心里默念了无数遍问题,再拿起听筒⋯⋯ 这简直是历史性的一刻,我想。 在那历史一页翻开后的两年,我坐在纽约市西116街的Journalism Building里(这大楼在2012年的4月哥大新闻学院百年校庆后,正式更名为普利策大楼),心中同样激动不已。但屁股还没坐热,我们便被残酷的扔到了大街上——脖子上甩着一台刚刚领到的佳能G10, 手里抓着一只奥林巴斯录音笔。录音笔因为头上有两只形似耳朵的麦克风,被大家爱称为“米老鼠”。 在这之后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G10和“米老鼠”成了我们最忠诚的伴侣。 第一学期的核心课程与国内很多新闻学院一样,叫做“新闻采访与写作”。 每周有2-3次课,也从最基本的新闻导语开始讲起,再到故事结构,再到文本分析。课堂上10多名同学,一个主导教授,一个助理教授。但与其它学科不同的是,新闻学院的师生关系,更像是编辑与记者的关系。 但课堂授课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大多数的收获,都来自于每周最少一次的采访实践。而且教授们(或者编辑们)会要求你尽可能地选择没那么容易够得着的事件——在这个前提下,是没有谁会胆敢提出去报道学校内的校园招聘会的。 你只能跳上中国城的长途大巴奔赴两小时开外的康州,跟百无聊赖的新移民老在金沙滩赌场待上一天,在零下十度的半夜里跑出去跟拾荒者拣一宿的垃圾,或者在性派对中瞠目结舌之后偷偷跑到厕所写笔记。 最开始的时侯,我常常在街上傻站一刻钟,看着来来往往的路人而不知如何拦截开口。打电话时更是小心翼翼,一手记着笔记,一手几乎能把头发绞烂(人不知所措时容易抚弄头发,不信你观察)。睡觉时只要阖上双眼,一句话便在脑海里翻来覆去:Where’s the story…Where’s the story… 何伟先生的中国三部曲在国内大获好评。大家纷纷惊叹,《纽约客》的作者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外籍人士笔下的中国甚至比自己人写得更好。我相信所有好的写作背后都有值得借鉴的技术方法。何伟的方法有一点可能是国内大多数写作者不习惯用的:接近普通人,依赖普通人。 国内非虚构作品,更多依赖作者的主观观察和平时阅读学养积累。这种依靠主观观察为主的新闻写作,在国内是主流。它的好处在于叙事更宏观,但往往因为不够接近观察的主体,腔调起得太高,并且缺乏生动有趣的细节。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主观臆断过剩,与事实南辕北辙。 这不难理解。毕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与陌生人相识相交相谈,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需要后天适应与练习。这种技巧,正是应该在校园时期就得到训练的,而不应该等到真正到了记者的岗位上,在截稿的压力下,才开始一边摸索一边学习。 一周一次不限选题的采访作业上交之后,教授会接着进行详细的批改。每个教授风格不同。我们班上的Dale Maharidge是以写美国底层人民生活而闻名的普利策获奖者。他年纪不算非常老,却恨不得一副刚刚才学会用电脑打字的样子。 他要求大家必须用Courier New——早年打字机敲出的那种字体。还必须二倍行距——这样他就有空间在打印出来的文稿上用彩笔在上面乱写乱画。 完成这一切后,他终于用上了电脑,逐段逐句的敲出评点: “黄色处:‘社区’和‘居民’重复了,删掉‘社区’” “蓝色处:描写生动!我喜欢!” “第二页:63岁的王女士全名是啥?” 这有可能是一份比原稿字数更多的修改意见。 有了这些铺垫,一些学生完全可以直接把课堂作品拿去媒体发表。对于学生而言,在正式实习或者工作前,也有了一份自己的作品集,不需要从零开始。 新闻或许确实无学,但并非代表新闻学院无用。归根结底,这是一门需要自己锻炼,师傅指导的手艺活。没有一个仿真环境的训练,不会知道知易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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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坦白,在哥大新闻学院,印象最深的一课,不是怎么去当一个战地记者,不是熟练地剪拼视频文件, 也不是用各种工具去追寻黑金来源。而是最最基本的—-处理好每条稿子的消息源。 在纽约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一位自称过气演员的黑人。我与他在中央公园的长凳上聊了一下午,他绘声绘色地讲了一天他的人生故事。我回去整理完录音,开篇第一句话写道: “人们常说,你在中央公园里遇到的人十有八九是个艺术家,至少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老师读罢,问了一句让我当时目瞪口呆的话—— “你这里的‘人们’,是谁?” 在国内时,习惯了报纸上的“有关人士说”“据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士称”,总觉得“有关人士”后面说的内容,比这“有关人士”到底是谁重要许多,脑子里也完全没想过这问题:到底谁是这些有关人士? 出于对稿件信度的考虑,也为了使刊登的故事尽可能地免受法律之责,美国媒体对于每一条引语的来源慎之又慎。编辑一旦看到故事中出现语焉不详的“有关人士”,必然会本能的皱眉头。 好吧,以后便不随意说“有些人”“有关人”便是。后来到唐人街采访,访问不少中国新移民,因此报道里,又有了“小李说”“老王道”之类。教授仍旧是在一旁打问号:哪个李?哪个王? 我试图解释:咱中国人啊,不大习惯给陌生人说名字。教授不理,只问:你试过了吗? 与采访美国本地人不同,采访中国人,确实要在压榨受访者全名上花更多的精力。10个受访者里,或者有5个不愿说名字,4个只愿意告诉你一个姓,但总有那么一个,既愿意告诉你全名,也能给你相关的信息。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概率问题,只要采访功夫到了,并非不可能的任务。 于是,下一个问题你肯定要问: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去要一个名字? 首先,这是对消息源的束缚。当你知道你的名字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你必然会对发言更加谨慎,更加负责。一旦出事,你要承担责任。最近美国广受欢迎的广播节目This American Life邀请的嘉宾在自己对富士康之旅的叙述中多处做假,被发现后不但让TAL丢脸,也在美国媒体圈里引发了轩然大波。 其次,也是对记者的束缚。我过去在某内媒实习时,向一些法律背景的硕士、博士请教过问题,但见报之后,这些人却被记者处理为“某法律界人士”。如果信息源实名,记者这样的“懒”也就没法偷了。《纽约时报》在经历了2003年历史上最大的抄袭丑闻之后,对信息源的要求更加的高,除了非常情况(即使如此,还要解释匿名的原因,比如可能导致对方解雇,影响人身安全等),都要求实名。 再次,这是对公众知情权负责。当一个消息源有具体出处、身份、背景时,公众就能自行判断整条消息的质量,从而决定是否应该采信。反之,如果都是含含糊糊的“消息人士”,公众就会自警,得掂量掂量这新闻到底该怎么读。 最后,无论出于法律风险,还是政治风险,实名消息源使媒体可以做的自我保护。 对于新闻专业学生,还有一条让我们热爱实名信息源的理由:把每条新闻的引语出处勾出来,就能逐渐积累到该题材的专家名、机构名,下次能拿来自用。 说得容易,但是匿名源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比如说,好不容易采了一个大咖,对方说得滔滔不绝,拳拳到肉,但唯一条件是不能署名。而原则性很强的编辑却说,没名儿的材料我能不用。怎么办? 这种弃之可惜,用之不能的苦楚,只好坦然面对。Sorry, next。 至此,我猜肯定有同行会长叹一口气道:你说的是西方新闻守则,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实际操作中,还是要考虑国情。在解决技术难题之前,动辄先把责任推到“国情”身上,其实对提高媒体的专业水平有百害而无一益。我只好模仿教授老气横秋地问一句: “你试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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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阵没写别动队文章,事出有因。经过痛苦的内心挣扎,我就要离开我供职一年半时间的搜狐财经中心。与以往换工作不同,这一次我心里没底。别看我总在别动队指指点点,但真正要换工作时,我还是要对自己诚实。 对一个而立之年的未婚男青年来说,我有点明白什么是女孩说得有房有车的安全感了。我不需要买车买房,但我需要有体面的工资,可以让我有买得起房开得起车的奔头。看着熬夜写稿掉在枕头上的头发,看着镜子里发际线后移的大叔,我知道我需要终结这种用体力写稿挣钱的生活状态了。 生活大爆炸里Sheldon对Howard说:“我不是说你做得不好,你做得相当好,我说得是你做得东西是没有意义的。”自从世界有了意义,人类有了追求,快乐就需要寻找了。工作是否有意义见仁见智,但是实打实的工资应该看得见摸得着。即使是别人看来没有意义的工作,至少要有钱吧。 在我们这个工资每况愈下的新闻业里,其实还是有高工资的工种存在。在那些提供行业数据的领域,提供初级资讯解读过滤的机构,一个初级员工比传统媒体资深记者的工资只高不低,更重要的是,那是一种更为有规律的生活,人们不用为今晚几点调油价,周末会不会降准备金而忧虑,下班放心睡,因为世界上总有人醒着,they will cover your shift.这种工种,并不是冲锋陷阵,他们与那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新闻人形象相差太多,甚至在大学里,都没有教师知道有这些工种的存在,于是,一代一代的新闻学生都沉浸在对扒粪记者的集体崇拜之中。 一方面,我对自己说,我需要高工资的工作。另一方面,乔布斯对我说,人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说完,他死了,剩下我去找寻意义。高工资和改变世界这两种生活是Follow the rule和Let’s  change something之间的选择。这个时候,如果一休出来说:行了,到这里吧,就到这里吧,再见吧。我就可以改头换面全力去挣钱,不想宏大叙事,拯救地球交给奥特曼,天塌下来还有姚明。可惜,星爷在另一边说:人没有了理想,和咸鱼又有什么分别。 林间有两条路,人们总会去想那条没有走的路。岁月流逝,日久天长,人生从此全然两样。 时隔六个月,我又回到了香港,回到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我需要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些底气,找到一些动力。我的迷茫基本上还是眼高手低的痛苦,“坐言”在行,“起行”玩不转。未来,就要找到一个平台可以去让我做到“知行合一”。 陈院长给了我很多建议,从工作选择到职业发展。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是港大毕业的,你有文章见识,不能让别人小瞧,工资要对得起我们学校。”对我这样不好意思谈工资的人来说,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PS:图片是Facebook上去年10月放出的学院照片。我们上课的地方是香港一级文物保护建筑,建于1914年的仪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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