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书评

顾影自怜,或许是这段时间美国出版业的真实写照。 4月26号,纽约市长Bloomberg颁发了纽约市文学奖——这是一系列新设奖项,授予在世的和纽约市有联系的作家。在普利策奖虚构类空缺的打击之后,美国出版业终于得以借此来安慰受伤的玻璃心。 4月14日,96届普利策奖评选结果公布,照例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两家网络媒体The Huffington Post和Politico的同时获奖引发讨论;作为国外媒体的法新社捧走突发新闻图片奖也成为热门话题——但这都不及一个35年来第一次出现空缺让人侧目:Fiction,No Award。 虽然虚构类评选委员会推荐了”Train Dreams” (by Denis Johnson), “Swamplandia!” (by Karen Russell )和 “The Pale King”(by the late David Foster Wallace)三部入围小说,但最终普利策委员会并未达成一致,由于票数分散导致今年空缺。 (对各位出版大佬来说,选对书而不盲从市场是必须的生存技能  /NYT) 在普通读者看来,奖项出现空缺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可在对出版业来说,似乎遭遇了五雷轰顶——随后的这段时间里,New Yorker等文艺范媒体迅速被哀怨的作者们占据,成为吐槽圣地。 吐槽点很多,比如“评委肯定是因为小说字数太多看不过来而干脆空缺”,或者“我完全无法接受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他们居然一个都评不出来”,但归纳起来,基本逻辑都是这样的——普利策奖是出版界大事,出版商们都在希望着新一轮的奖项能拉动书籍大卖刺激发展,出版业现在夹缝中生存日渐萎缩已经无以为继了,而没有奖项就等于浪费了这样的机会,就等于打击了作者打击了编辑打击了整个行业……总之评委们都是干什么吃的,选个获奖作品就那么难吗!! 恩,我似乎都看到这些文艺青年攥着小手绢跺脚的样子了。但可怜的他们还得承受来自一个发达的衍生产业的打击——数字出版什么的,最讨厌了呢。 四月初,美国司法部提起反垄断诉讼,认为苹果公司伙同其他五家出版巨头恶意抬高电子书价格,证据包括他们之间的“在曼哈顿的旅馆中私人房间里的共同用餐”,亚马逊笑而不语的成为最大赢家。事实上,Kindle上的电子书9.99美元的价位已经让出版商咬牙切齿很久了,而苹果iBookstore里12.99到14.99的数字则看起来顺眼得多,因此此案一出,又掀起了一轮关于亚马逊的讨伐——低价正在摧毁出版业!售价这么低出版商哪有赚头!没有足够的版税怎么鼓励写作!文学危在旦夕! 看,如今的出版业似乎是一个需要备受呵护的领域,他们乐意将自己描绘成时代转型物欲横流的牺牲品,安守着毫无竞争抵抗力的样子,必须在高价和奖项的重重保护下才能勉强营生。如果事实真是这样——对此我表示怀疑——那么也许出版业只能往NGO的方向发展,靠拨款和捐款为生了。 的确,谁也不能否认与印刷有关的行当如今都好不到哪去(曾经改变世界的四大发明现在也就剩下火药还能在焰火领域余烟袅袅一阵了),对此新闻业与之真是惺惺相惜。无纸化和碎片化的时代,单靠印刷广告和码洋当然无法生存。美国记者们已经被逼成了mojo—mobile journalist,每天携着数字化工具包奔忙于各个现场,为不同平台提供不同形式的报道。但事实上,记者的功能越多,在每项功能上的产出也就越简单,人们对长篇、独家内容的阅读欲望并没有被满足,而这正是我认为新闻和出版业还能维持的核心因素之一。 移动终端正在改变着这个行业,与其说是Kindle剥削了出版业,还不如说是它让人重新开始阅读——这才是最重要的,只要还有对文字的需求,内容就不怕没有市场,而生产者根本不用在乎它是在哪里被读的。书商们,作者们,Ladies and Gentlemen, 这已经不是自怨自艾的时候了,顺应形势,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吧!再不行动,最后一点微弱呼声也会像一条普通的Twitter一样,瞬间被信息之海吞没,再没人听得见。  

Read More 自怨自艾的出版业,还想发展吗?

写这篇文章时,我就在想象报纸、杂志的美编、设计人员看到这篇帖子时会不会忍不住大笑,真不好意思,今天要在班门弄斧了。 我对这样一段故事有很深的记忆,这个故事是说:在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智力正常成年人都可以花6个月的时间从一无所知到掌握这个学科90%的基础知识。前提条件是有一个好的老师引路,再加上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上述两点,无疑都是让人事半功倍的事情。我一直这么激励自己:为什么很多德法西语专业的同学都是到大学才开始学语言,四年时间对语言的掌握能力胜过无数从小学、初中开始学英语的同学?原因就在于大学老师更专业,大学的学习环境更专一。 那么,同样的道理我就用在学习版式设计上,我知道我的文字在中国所有能写字里的人里是排不着的,这不是勤能补拙就能实现超越的,但是懂写字的人又了解设计的人就少了一多半,尤其是我从事的财经新闻领域,常常可以看到那么丑的折线图充斥报端和电视屏幕,这让我有足够的动力去学习。在学习版式这件事上,我是典型的眼高手低派,我的优势是有见识,我的劣势是毫无基本功可言。在别动队里,迷盒和卢涛俩人比我强N个段位,我有两个好老师可以请教,真是幸运。 故事里说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所以我愿意把我的学习心得与各位分享,哪怕是班门弄斧的小儿科,也期待能有少许帮助也算为增进学习环境尽一份力。学习版式设计,我入门就是靠这两本书,两本书图文并茂,读来不累。作者都是日本人,名叫佐佐木刚士和南云治嘉。我觉得在我们杂志行里,那些从事文字的同学只要读了这两本书,至少可以判断出自己杂志是否具有美感了。 学习版式设计也是为自我未来发展铺路。我的众多偶像中有一位名叫Mario Garcia,他同样是文字出身,如今在设计领域驰骋疆场。更为激励我的事情是,他一把年纪竟然还在自学iOS开发,为iPad和iPhone开发应用。这让年方28就人称大叔的我真得要捶胸顿足、无地自容啊。于是我登陆数个iOS培训的网站,负责招生的姑娘都鼓励我去学前端开发,说这个领域好就业,工资高,白领一级棒云云,可我不需要就业,所谓高工资在我老江湖看来也名不符实。我知道我想做什么,我也知道我能做什么,我就想学iOS开发,眼高手低这些年,新闻业眼瞅着就要没落了,要再不做心里最想做的事情,我就算是跳槽心里都有根刺,不了情啊。 绕了一圈,我又要开始自学了。那么,在iOS这个领域,对寻求转型的新闻人又是否有一个好老师,又是否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呢?我先给各位趟趟路吧。Livid老师,我得多向你请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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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记者的时候,看到各种社会不公被法律无形消解,我从一个己所不欲不施于人的人,变成了一个宽于律己根本不要求别人的人,我慢慢就开始信奉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只要不触犯法律,不能用道德来苛求人。我觉得几年的记者生涯让我的道德水平显著滑坡,如果不是今天的一件事,我始终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困困是我在东企工作时同事Blue的好友,那会儿困困还在三联生活周刊,尽管那会儿我看不大懂她写得东西,但我知道人家写得好,是个会写字的。站Blue的光,借着传媒圈小聚会蹭着吃了好几顿饭,我依然是困困的粉丝。 困困的新书起名叫《不上流不下流》,我总觉得这和他两年半前出版的那本《上流女孩当如是》有继承关系,但困困说,这回她尝试的是非虚构写作,而序言更是由李海鹏作序(因为曾宪楠一句“序言帝”,海鹏已经封笔不写序了)。 写到这里终于要到我们的正题了。下午的时候,设计师广煜发了一条微博,把困困新书的封面和日本的一本刊物摆出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当然逃不脱抄袭的指责了。 按照周日在别动队的文章中所说,如果没有直接利益侵犯,抄袭模仿在一定程度上是应该得到鼓励的。但是事态显然没有按照韩巍想得那样发展。困困这本新书的出版商磨铁图书大当家沈浩波也用微博对封面设计师表示:“现在我们得召回所有图书,换掉所有封面。因为你的一次不道德,会给多少人带来困扰。” 看到沈浩波的言论,我真得是震!惊!了!如果按照磨铁这样的标准,那么一财周刊的封面,不知道要被召回多少回……我的道德水平已经无法理解沈浩波先生在此事上的判断,我只能表达我的赞美,顶一下磨铁图书对图书质量的高标准严要求了。 PS:在这件事上,是否一定要召回图书呢?有没有一种机制,鼓励优秀的模仿,但模仿的成果却不能获得原创作品的回报呢?比如设计费打二折,其它捐赠图书原创设计基金啥的……同学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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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才看了三分之一过一些,就忍不住上来说两句。算是书评吧。 上图贴的是《寻路中国》的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封面。奇怪的是为啥英文版的公路如此荒凉,而中文版的却一片明媚呢?乍一看,路边的警察怎么是假人?对,这就是作者何伟要告诉大家的——中国西部的公路上,人们就是用这种类似稻草人赶麻雀的方式来对付高速公路上的司机的,行为背后的怪诞和思维,正是何伟要告诉读者的。整本书就是按照书封这种阐述方式展开,一种关注具象的生命、具体的变迁的叙事。 何伟,当然不是中国人,这两个汉字只是作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的中文名。写完这篇的时候,我发现,在我还没入伙之前,别动队就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韩巍说:“大家不要到了何伟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才认识他”,这足以见得这位人物多么需要你好好认识。 何伟曾经是别动队常客《纽约客》驻北京的记者,以及《国家地理》的特约撰稿人。他曾自助游欧洲三十个国家,数度获得美国最佳旅游写作奖。海斯勒创作的中国纪实文学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记录了1996年至2007年的中国。遗憾的是,由于作者不愿删减前两本作品中不符合中国出版审核规范的内容,中文简体版只好沉寂了。他自言比大多数外国记者更少关心政治,他想写的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欲知详情,书还是要自己读的。自从上了编辑出版的课,开始关注书的版权页。这本今年1月首印的书,4月已经是第四次印刷了,印数是19001-25000。一位志在出版的童鞋告诉我,在大陆那些不写印数要么是低于5000印数,要么出版社为了少付给作者版税,会少写印数。 或许是因为何伟写此书的最初目的是给美国人介绍中国,也或许是因为何伟是一个记者而非宏观著述者,再或者是因为旅游记录题材的特点,《寻路中国》选择了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展开,从何伟所经历过的长城沿途所感、乡村生活体验、工厂见闻这几个方面对他看到的中国进行解读,并且结合简要的历史背景试着分析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书中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波澜壮阔的场面描写、没有纷繁复杂的数据材料,自然更没有哪个研究员或者领导的讲话以及各种会议精神。 一个人的写作方式可能折射他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何伟以这样一种方式写作的原因,不仅是上述的三种可能,在我看来,是因为他相信,具体的生命可以记录中国的变迁,这也正是一个生长在重视个体生命价值而非集体主义为主流论调的社会中的人,表达自身看法和记载历史的方式。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官方历史,喜欢长篇巨制,喜欢宏大叙事,喜欢歌咏大美山河……彷佛只有这些才能展现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通过归纳过去,演绎现在,以获得统治者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历史研究的目的似乎只在于要证明什么。这也难怪克罗齐要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了。 而也正是因着这种历史记载方式的历史,使得大部分的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历史都写成了鸿篇巨制的样子。因此,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个体生命是微不足道的,比起那些朝代更迭、歌功颂德都是不足挂齿的,如果他们出现在历史著作上能说明?——什么也不能。 书中,有一段不起眼的内容让我印象深刻,何伟写道:“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对明长城的了解有石彬伦那么透彻。一次,我问他,这样的建筑物说明了中国的什么?……他说道,‘……我的回答基本是这样的:什么也说明不了。他们很有些失望。这个东西不过说明中国人曾经做了些什么而已。那只是他们进行自卫的一种方式。’ ”(P109)貌似,我们自诩富有象征意涵的一套关于长城的叙事和隐喻在老外眼里行不通了,当然,更让那些历史学家担忧的是,如果这套将来在中国人眼里也行不通了,那就糟糕了。 当然这么记载历史的人不止是何伟一个,享誉全球的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虽然他的名字“史景迁”是“景”仰太“史”公司马“迁”之意)也有一套独特的陈述历史的方式,例如,《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从叙事角度来说,和何伟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还有如1999年三联出的《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也是以特殊的方式讲述历史并讨论深刻的社会根源。在传播学研究方法里,有一种就叫做“口述历史”,一般由历史学家、学者、记者、学生等,访问曾经亲身活于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让学者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然后利用这些材料成为日后著作所用,以便还原更真实的历史。其实,我们所看到很多人物访谈都有带有这种性质,只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操作习惯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选择关注的对象不同,主导口述历史内容的方向不同而已。 我们的历史,什么时候才有小角色的大舞台呢? 新闻别动队

Read More 《寻路中国》:什么样的历史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