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兴趣，以及台湾媒体报道大陆的动机，都越来越强（見前篇新闻别动队言牙文章）。”而《我是歌手》将这股愈来愈升温的文化交流暗潮逐渐曝露在了台湾主流媒体的窗口，令到媒体、甚至整个社会由此引发激烈的争论唇枪舌战。
对比香港媒体，几乎没有对《我是歌手》的报导或讨论，一来可能因为其中较少香港本地歌手的参与（黄贯中在第二场即遭淘汰，仅剩幕后音乐总监梁翘柏，而来自台湾的歌手们如杨宗纬、林志炫则一直活跃至决赛舞台），二来则可能是两地民众文化上的差异与语言上的隔阂，导致审美趣味大相径庭。
如果说民众的冷感源自缺乏对歌曲的情感共鸣，那麽媒体的冷感则可能因为忙于或大或小的政治笔仗而无暇顾及。Press Reference描述香港的新闻出版历史(Press History)时，开宗名义地表达了观点：香港的新闻出版历史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政治，并与其有着密切的关联。 (Hong Kong’s press history has deep roots and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Chinese politics.——更多信息参阅这里)
事实上，近代华文媒介出版最早便诞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区──上海与香港。到了19、20世纪之交政局云谲波诡之时，不少保皇党及革命党人来香港办报，旨在启蒙内地民众，号召改良或革命。1967年“六七”事件发生以后，港英政府才意识到要缩小与民众之间的沟通鸿沟，因而开设了“政府信息服务”(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GIS)用以发佈新闻，（现在香港政府新闻处仍设立着专门的政府新闻系统Government News and Media Information System）。而到了1997年政权移交前后，香港媒体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港英政府在最后关头实行民主选举改良的举措。整个港英时代，由于没有特别明确的审查制度，媒体批判当时的中国政权是被允许的，然而有关港英政府自身的负面报导却不太受鼓励。时至今日，香港依然没有明确的新闻监管机构或者新闻法规，所以“新闻自由”或者“言论自由”成了任何团体或个人发声的“免死金牌”。
于是，一方面由于没有新闻审查制度(censorship)，另一方面由于殖民历史、一国两制、以及两岸关係等造成的特殊位置，香港因而形成了百家争鸣、且有复杂政治背景的媒体生态。
在这道复杂的媒体政治光谱里，大概可以区分出四类不同的媒体派系：第一类是具有中资背景的媒体，如《大公报》、《文汇报》和《香港商报》，前两者基本上是“喉舌”，后者则因偏重商业行情与信息、且定位珠三角市场，故发行量较大；第二类是亲建制派的媒体，如《东方日报》、《星岛日报》、《头条日报》等，其立场倾向于拥护现有的香港政府及中国大陆执政党；第三类则是亲泛民主派的媒体，《苹果日报》、《明报》、《信报》、《南华早报》、香港电台RTHK、商业电台CRHK等，在数量与影响力上都算得上是主流，也能代表相当部份香港民众的态度。其他的一些鱼龙溷杂的非主流媒体大致可以划归第四类，它们基本上以免费派发为主，有明确的宣传色彩，但受众和影响力都有限。
4月底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第三届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論壇在香港举行（前两届分别在北京和台北），这个民间交流性质的活动，阵容却不可小觑，梁振英、吴伯雄、李伟、张晓明等人纷纷加持助阵，事实上是个产、官、学界高层次对话平台。三地的《经济日报》中，台湾的《经济日报》成立最早（1967年），属于联合报系，立场偏蓝；大陆的《经济日报》1983年创办，是国务院主办的党报；而香港的《经济日报》成立最晚（1988年），属于亲建制派报系。——照例，这个活动没有在香港主流媒体中掀起波澜。
直到前几日，荷兰艺术家Florentijn Hofman创作的16米高巨型大黄鸭RubberDuck现身尖沙咀维多利亚港，惹来媒体和民众自发的关注，顿时全城都弥漫在“橡皮鸭出没注意”的热闹气氛中。或许有人会觉得无聊，但看看Hofman的聪明解释：“这是一只没有边界的鸭仔，它不歧视他人，没有任何政治内涵。”一句话已点出大黄鸭之所以如此受欢迎的深层原因，也许香港老百姓们早就厌倦了成日里新闻和报纸里的轮番政治轰炸（从佔领中环到码头罢工，从奶粉限购到雅安抗捐），渴望回归一个大黄鸭式的治愈系世界。
来台湾快两年了，很惭愧没有坚持为别动队带来关于台湾生活的记录。除了课业实在繁重，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总觉得国内对于台湾的看法太过极端，要么就是“甩了大陆几条街的民主温情进步社会”，要么就是“不自量力成日嚷嚷独立的混乱小岛”。浮躁的大陆游客总是急于论证些什么，曾经我也想将台湾定位为“中华民族的另一种可能”来写一些观察。后来逐渐发现，再多的论调只是建立在片面之上，如同我每个大陆同学都有属于自己的台湾观感。一年半来大量的阅读与思维训练，以及和台湾老师、同学的深入接触，才让我发现，其实任何群体都一样，有自己的逻辑与固执，骄傲与无奈。带着这份坦然与尊重，我的台湾观察才终于有了给大家看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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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歌手》在台湾有多红？看以下新闻标题就知道——“我是歌手效应 台湾唱将红透透”（中央社）、“东森几乎全程直播「歌手」 NCC：恐触法”（TVBS）、“媒体直播「歌手」 苏贞昌：中国对台湾入脑”（苹果日报）。尽管比赛已经落幕，但它在台湾媒体中引发的闹剧却远未收场。国内不少新闻也对此做了报道，在这里，我想从我的观察谈谈这件事。
大概就是在杨宗纬出现不久后，《我是歌手》在开始频频出现在台湾的新闻与谈话节目中，网络上也不乏讨论。一日我在校车中与同学聊起《歌手》，前排司机大哥突然兴奋地转头问我们，“你们说林志炫几岁了？不能超过四十吧！”
上周五总决赛的前一两天，各大媒体成篇累牍，对歌手准备、帮唱嘉宾、名次预测、节目周边等内容都进行了详尽冗长的新闻报道。决赛当晚，东森新闻台以“追踪报导”作为新闻形式，从七点半开始，对节目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全程直播，甚至还停播了他们的招牌节目《关键时刻》。而中天新闻台、TVBS-N也用了大量时段来转播赛况。极端的播映也获得了极端的回报，东森新闻当晚平均收视高达2.15（台湾新闻节目一般为0.5-0.6，破1就算佳绩了），业界哗然。
于是这高收视的代价，便是争议与麻烦。这种用新闻转播比赛live的形式，涉嫌违反了“大陆节目需送审的要求”。4月16日下午，NCC（台湾管理通讯传播的独立机构）要求东森、中天进行行政调查，是否违法目前仍未定论。但舆论早已炸开了锅，民众投诉东森等“滥用新闻频道资源”，网友戏称它们应该获颁“湖南卫视一、二台执照”，自由时报认为新闻台直播属“自宫”行为，民进党立委斥责这是中国大陆的“变相置入性行销”，苏贞昌甚至发表“入脑说”，认为过去中国大陆对台是「以商围政」，现在是「入岛、入户、入脑」，透过媒体褒扬中国、唱衰台湾。娱乐圈与文化界也有不少意见，例如伍佰在活动中嘲讽“幸好我们不是立白洗衣粉”，而文化部长龙应台则认为这是对台湾未来三十年创意优势的一个警讯。
其实这些年，除了各种所谓经济文化合作之外，两岸的交流更体现在一些细致的地方。台湾明星纷纷到大陆发展，大陆古装剧在台部部热播；台湾爸爸派遣到大陆工厂，大陆学生来台湾留学；台湾年轻人想着去大陆发展，大陆“贵宾”组团来台湾旅游……这来来去去的故事，矛盾复杂的对比，使得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兴趣，以及台湾媒体报道大陆的动机，都越来越强。因此，大陆相关新闻在台湾媒体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常见的新闻就包括陆客在台旅游的影响、大陆的各种社会新闻、中共高层事件、大陆娱乐节目等。
当然，这些新闻里的中国大陆是威胁、是机遇、还是微妙的存在？这取决于媒体的既定立场。台湾的媒体同政党一样分蓝绿，这也决定了它们各自对大陆新闻报道的数量以及框架。旺中集团旗下的中视、中天、中国时报最为亲中，联合报、TVBS、东森等基本偏蓝，自由时报、民视、三立电视台等明显亲绿反中，而其他独立媒体也多报道大陆负面新闻。例如《我是歌手》报道中，中国时报社论说“台湾歌手扬名大陆，不需分彼此”，而自由时报则指责转播的新闻台“做他人小弟”。每一种立场都有他们的固定受众，大家在媒体自由的保护下各自发声，互相攻击，这就是台湾的媒体生态。
除了各自依靠的意识形态之外，台湾媒体的生存竞争也异常剧烈。尤其是上百个有线电视频道，争夺区区两千多万收视人口，广告资源实在紧张。曾经去中天新闻进行参访，新闻部一个记者告诉我们，今天要跟进什么新闻，基本取决于昨天每条新闻的收视率。加上台湾有好几个全天24小时只播新闻的频道，因此电视新闻无一例外地患上了重复又啰嗦的毛病（上周四我转台，基本就是三个新闻：北韩金正恩、妈妈嘴双尸案、我是歌手）。
这样的媒体乱象，在台湾社会以及传播学术界已被诟病许久。可是，大众的收视喜好没有变，政治格局没有变，媒体的经营方式没有变，独立机构的监管以及学界的呼吁也只是隔靴搔痒。来过台湾的大陆人都喜欢做两岸对比，但其实很多事情没有可比性。从新闻自主与监督的角度看，台湾比我们进步几十年。但卡在这尴尬的时局中，疲于奔命的台湾媒体，也很久没有静下来反思自己，是否在什么地方停滞不前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如今风行TMT。新闻别动队作为媒体报道的吹鼓手，今天写篇小文凑热闹。
追溯电信（Telecommunication）、媒体(Media)和科技(Technology)这三个组合词汇，能找到上个世纪末互联网泡沫时候的捆绑标签，那是最早期的媒体融合的实践。
世纪之交，那是美国在线AOL与时代华纳谈交易玩合并的时刻，那会儿的热点事件大都集中在电信和媒体领域，那是还没有facebook、myspace、youtube等2.0产品的时代，那会儿闯荡江湖靠得是手中的资源，而论资源，手握渠道和内容的当然最硬气。而当时科技行业的骄子还是雅虎，日后的巨头Google还成长得默默无闻。后来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可以看成是科技互联网一家独大的故事。
而同样的TMT概念借鉴到中国，中国或垄断或官办的电信和媒体行业对外甚少发声，所谓的TMT报道大都集中在最后的科技这一条腿上。也有记者和学者对电信行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报道，早先在IT经理世界工作的冀永庆写得华为，如今创办钛媒体的赵何娟写得中移动，还有就是北京大学CCER周其仁教授写得专著《数网竞争》。电信领域市场足够大，可问题是接近性不够，无论是电信设备制造还是渠道运营，从新闻的角度讲都有接近性的问题，这点不止在中国，在全世界也大体如此。
而媒体报道与科技报道的区别是科技报道有技术这条线贯穿其中，我们可以简单把科技基础看成是代码，代码之上是商业模式，是营销，真金白银的投资，激烈博弈的商战，血脉贲张的故事。于是，热血青年愿意投身其中，三五杆枪闹革命打了大户分粮食的传说也激励着后来者。技术报道这条线上，每个环节的人都愿意关注科技报道，排列组合，成就自身的梦想。
而关于媒体，自身是有区隔的，电视、报纸、电影、公关、广告等各种报道对象商业模式迥异，彼此尽管业务时有交叉，但工作性质泾渭分明，可谓隔行如隔山。对媒体的投资远远不如科技，媒体从业者彼此少见排列组合，而报道媒体的人更是少而又少。
似乎是因为中国媒体很少去关注同行，而在少数的案例中，意气相争也超过了就事论事对事实的分析。其实媒体报道可不只是对同行的报道，更包括这个行业。把Media当成媒体往往限制住了报道范围，往通俗里说，Media更类似于文化产业。简单问一句：广告公司是媒体吗？公关公司呢？出版公司呢？光线传媒、华谊兄弟这样的制作电影的组织呢？博纳这样做影片发行的呢？喜羊羊与灰太狼这样的动画片呢？兔斯基呢？这些报道，我们的商业媒体上有，但却始终零星不成规模。
如果说电信还有读者接近性问题的话，那么很多媒体报道天生就是有光环的，对媒体的报道更多面临的是娱乐化的挑战，需要变得更有商业逻辑。媒体报道与科技报道相似的地方是人们都可以充当产品体验者，然后写评测，与科技报道一样，媒体报道要做出彩，仍然是需要找到当事人去采访背后的故事，去产生事实报道基础上的观点。人人都可以当喷子，但是喷得有价值有建设性，依然是项技术活。
四年前，新闻别动队这个网站开始运转时，最初的想法就是关注媒体，而四年时间过去，也正如各位看到的，我们对媒体的报道也不过是挂一漏万。如今科技站点已经大行其道，但我依然愿意执着在媒体这一亩三分地上，去探索媒体的融合与转型。如果风水果真轮流转，未来也该轮到媒体凤凰涅槃的时候了，当然这点只是一个从业者的美好想象。真的勇士，还是要直面惨淡的人生。
在TMT的标签漫山遍野的时候，写篇小文，希望更多的同学愿意从事和关注媒体报道。
PS：开通了微信公众账号，相关信息如下：
【新闻别动队微信公共账号】尝试不定期进行【别介绍】、【动新闻】、【队财报】等主观内容传播。恳请各位友人关注：方法1：在添加朋友中搜索“新闻别动队”；方法2：搜索微信号： media007；方法3：打开微信，选择“扫一扫”，扫描下面的二维码。——试运行阶段，欢迎亲朋好友提建议，帮助改善内容，十分感谢。
2011年春，我在北京，实习之余的周末常常用来参加感兴趣的文化活动。因为当时正处在毕业论文的初稿阶段，而我的论题是从社区传播的角度讨论新农村的文化建设问题，所以我对涉及乡村建设方面的话题格外留意。
《天南Chutzpah！》创刊号的消息我是从微博上了解到的，其时，我对文学杂志的印象还落后地停留在少年时期的《萌芽》、《收获》、《上海文学》……故而其“文学双月刊”的定义加上“天南”的字眼，竟让我误读出了小清新的意味。不久之后，我在北京麻雀瓦舍参加的关于“社会变革：音乐与文学”的小型论坛打断了这种错误印象。那次论坛有来自台湾的诗人钟永丰、民谣歌手林生祥（客家），有来自社科院的教授，来自北京“新工人艺术团”的组织者，也有《天南》的主编欧宁。（关于那次论坛我在转载钟永丰的《我的南部意识》时有提及）
欧宁的发言简短而有力，他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民国时期颇为波澜壮阔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段历史及晏阳初等重要实践家甚少被当前的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者所提及），并讲述了他在菲律宾等地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见闻经验，以及他即将在安徽黟县碧山进行的乡村实验计划（欧宁博客 《到农村去！碧山丰年祭》）。这些信息对于初涉乡村建设话题的我而言非常有营养，我也因此去阅读《天南》创刊号的“特别策划”内容——“亚细亚故乡”。细读之下，着实为这本杂志所关注的幅度之广、细节之深而大感震撼。
“《微物之神》作者阿兰达蒂·洛伊在为印度的河流和乡村而呐喊，纪录片研究者熊琦探讨了小川绅介与日本乡村的深切联系，本刊主编欧宁采写了泰国清迈的乡村乌托邦艺术实验，《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描摹了一幅中国乡村建设者们的群像，著名作家李锐记录了他当年下乡的地方，《江湖在哪里》作者吴音宁回望了台湾乡土的变迁，小说作者阿乙，唐棣，郑小驴和徐则臣各写了一篇发生在农村的故事。”（摘自《天南》创刊号导览）
事实上，《天南》并不是一本新杂志，其前身是一本1982年诞生于广东省的民间文学杂志，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文化热潮的精神或者理想。正如Eric Abrahamsen在其创立的Paper Public上对《天南Chutzpah！》的评价：“这本杂志新生的特质体现在了其英文名Chutzpah（源自意第绪语，原意是指“放肆”，“拽”）中，欧宁想要打破常规。”（原文）
两年间，我关注着《天南》，也关注着欧宁的乡村实验计划。正如欧宁从晏阳初的农村工作信条中的所悟，“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最重要的是协助建立农村的主体性……它不是对田园的浪漫想象，而是迎向现实的深入行动（欧宁）。”尽管困难重重，欧宁关于“乡村共同体”的构想仍已经在安徽黟县碧山一点点被实践出来，于2012年11月份左右先后举办了碧山丰年祭、黟县国际摄影节等“艺术+社区”模式的活动，也逐渐有了牛院儿、关麓小筑、猪栏三吧这样的文艺集聚地。
正是由于这种身
体力行的践行精神，《天南》的精神内核以及所关注的方面早已经超越了日常思维中的文学范畴。《天南》带给我的阅读经验是一种无国界的丰富感，一种作为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下的地球村居民要去了解自己所生存的真实世界的责任感。杂志内容的编选并不存在“傲慢与偏见”，也不玩小圈子游戏，这对于年青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良性启发。
最近，我研究生时期的纪录片课老师准备趁欧宁来港参加展览的机会邀请他来香港城市大学为学生讲一堂课，听到这个消息的我兴奋不已。对我而言，《天南》每期 “特别策划”的内容，譬如“星际叙事”，“方言之魅”，“情色异象”，“诗歌地理学”，常常会令我想去了解那些未知领域。而我也十分期待有一天可以去到安徽黟县碧山，亲眼观察与记录发生在那里的乡村建设实验。
延伸阅读：
《天南》杂志网站，及时跟进一些涉及中国及国际文坛的重大讯息与特别报道
2012年碧山丰年祭及黟县国际摄影节的纪实图片汇总
《天南》第九期“方言之魅”与《天南》第四期“情色异象”
